童友军

我出生在屏门乡童家坪村。在我们老家，“吩咐”一词是不能随便用的。一般是长辈对晚辈有重要的事交待，才称得上是“吩咐”，或者是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安排、提示重要的事项，才可用吩咐二字。

现在想来，长辈吩咐的话其实是居高临下的，是威严的，也是不容质疑的。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感受，去年12月退休后，虽经组织批准在一个社会团体兼点职，但毕竟不忙了。空闲的时候，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想起过去的事，想起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想起父亲每一次“吩咐”我的情景，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父亲严肃认真的气息。父亲的吩咐一直影响我走到现在，在我人生路上的几个重要环节都有父亲的吩咐在起作用，包括我的品行性格和日常行为习性，都有父亲吩咐的烙印。

我的父亲叫章连，村里同辈人都叫他“连连”。父亲识字不多，但为人沉稳，回想父亲对我的吩咐，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次。

1“你还是要去读书”

我18岁那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当时刚刚恢复高考。1978年上半年，我从齐坑中学高中毕业，作为一名应届生参加高考，我只考了228分，其中语文考了58分，历史59分，数学只有13分，另两门课记不得了。当年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80分，虽然没有考上，但在班里却还是第一名。还记得历史考卷上有一个名词解释叫“官渡之战”，我居然都没有答上来，现在想想真不应该，不过那个时代就如此，没有多少人能好好读书。

我们那时的高考就只有一个录取分数线，考上了就去读，考不上就回家务农。因为在农村，当时的情况下想要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考学校，要么当兵。我当年没考上学校，只能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回到村里干农活了。好在我长得比较结实，干农活算得上是把好手，割草、砍柴、挖山、开水平带、摘柴叶子……什么农活都干过。

我父亲当时是村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我有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还有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家里吃口重、劳力少。在集体化、挣工分的年代，虽然父母亲一年到头出工出力，但由于集体收入少、分红低，到年底，我们家依然是缺粮户，大部分时候是切一个猪头过年。在年三十晚上，脸盆菜上面（一年中气氛最隆重的一餐饭，我们叫吃暖锅）铺上一层猪头肉，这是过年最好的菜了，这个菜每年都是父亲亲自动手。那时我要是待在家里务农，不用说是父亲的好帮手，我们家还有可能成为余粮户，但父亲当时并不是这样想的。

也就是我落考当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父亲叫住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友军，我是过来人，就是吃没有文化的亏，农村里柴刀拍屁股是没有出息的，你在家里做活，我和你娘姆还省力一些，但你要为以后考虑，你还是要去读书。”当时屏门、秋源、齐坑三个乡准备在屏门中学办复习班，在父母的坚持和劝说下，我背起米和腌菜，到屏门中学去读复习班了。

我们家到屏门有30里路，读复习班时，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来回都是走路。教我们的老师都很认真，记得当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童家坪村的张志杰，教数学的是勘头村的方老师，教化学的是唐村的唐老师，教物理的是河浦村的王老师，教政治的是左口的胡老师。这都是为人师表的好老师，我一辈子感激他们。

在屏门读书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大概是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到屏门乡政府门口的操场上看电影，忽然看见我弟弟兴军也在那里，我很吃惊地问：“你怎么在这里看电影？”他若无其事地答道：“不读书了，跟人家去学砖匠了。”我一听，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我那时18岁，我弟弟比我小4岁，也就是14岁！那一刻，我再也无心看电影，立马跑回学校去看书了。

我父母不怕自己劳累让我读书，弟弟这么小就离开学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读书，我怎么还不好好读书呢？！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天天晚上自修到12点钟。跟我同桌的是齐坑村的方根火，也是天天“开夜车”，我们相互勉励，相互学习，从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中专考试我考上了，总分是397.5分，被省重点中等专业学校——浙江林校录取（林校的录取分数线是390分）。其实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是电影放映学校，第二志愿才是浙江林校，后来了解到电影放映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更高。

当年齐坑乡考上中专学校的只有我一个人，乡广播站当作一条喜讯做了播报，记得录取通知书还是屏门中学的校长方风鸣老师亲自送到家里去的。我那会儿正在红泥丘的秧田里拔秧，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看见父亲笑了，母亲也笑了，但眼里却噙满泪水。我知道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我考上中专，就等于跳出了农门，以后就有工作，就有铁饭碗啦！

我去林校报到那天，父亲一直把我送到临岐车站。我上车后，父亲递给我一个红色塑料皮的旧钱夹（它是父亲的心爱之物），里面装有20斤粮票和20元钱，那时的20元可以当两个月的生活费。

林校三年，我各方面还是挺努力的，在班里是团支委，当过学习委员，还当过文体委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林业局青溪林业站工作，后调到局机关工作。1987年至1989年，组织上安排我到杭州市委党校脱产学习；1995年8月，组织上又选派我到临岐镇政府工作。现在想想，我的成长是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培养的。当然，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吩咐”，没有当时的决择，我也许依然还在农村务农，也就没有后面几十年在外工作、学习的机会了。

2“眼睛要看得远点”

1998年春节，当时我在临岐镇委工作，回家过年时已有小车接送了。那是镇政府的一辆桑塔那，邵培峰开的车。现在看来是公车私用，但那时还没有这个规定。当时有小车接送是很少有的待遇，村里人很是羡慕。春节期间，还有几个好朋友给我拜年，有的还会塞给我女儿一个压岁红包。这一切我父亲都看在眼里，那几天他非但没有半点开心欢喜的表情，反而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

记得那是正月初一的晚上，父亲让我再坐一下，说有事跟我讲。我一听就有些紧张，知道父亲又要开家庭会议了，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吩咐”。一般情况下，长辈吩咐下辈，不会选过年三十、初一这两天，因为这两天是拜祖宗、请太公、挂挂纸、说利市话的时候，可父亲知道初二我已安排车子来接我们一家了，所以只能选在初一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爱人和女儿都上床睡了，就我和父母亲在场，父亲跟我讲：“友军，你在外面工作，脾气要学得好点，自己要生眼睛，眼睛要看得远点，当干部要注意经济问题，要注意作风问题，别人的东西要不得的。”反反复复讲了好几遍，就怕我记不住一样。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每次回家，母亲还会再提醒我。现在想想，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才是纯洁而坦诚、无私而永恒的。天下父母最开心的是子女有出息，有进步，家庭和睦幸福；最希望的是子女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最担心的是子女不学好，违法乱纪，走上邪路，最后被人看不起。

父母吩咐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临岐镇调出来以后，我先后到县委办、信访局、农办、环保局、统战部工作过，在机关里认识的人更多了，遇到的事情更多了，面临的诱惑也更多了，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集体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把父亲的吩咐默默地记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人不能忘本，做人要守规矩，不贪功，不争利，不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参加工作40年，特别是1995年到临岐工作以后的20多年里，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如今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一路走过来，也算是有责任感的人，但跟父亲吩咐的要求相比，也还有差距，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自己也常常检讨自己，内心总会有隐隐的愧疚。

3“以后都要靠你们自己了”

父亲再一次的吩咐是在2003年底，春节前农历二十八。那一年我在信访局工作，因为清风苑拆迁等工作，信访量较大，我只能在排岭过年，所以打算春节前抽时间到老家去一下，当天来回不住夜。

我去那天中午，在厨房里，我父亲叫住我，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父亲讲；“友军，我再也吃不消担心事了，以后都要靠你们自己了，你是家里的长子，两个弟弟你多牵住点。”当时我听了后，也没太当回事。因为父亲在摘油茶籽前在县城我家里住了一个礼拜，他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但上医院检查后没发现什么大毛病，就是平时感觉没有力气。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考虑问题是周到的，在当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把我们仨兄弟的出路也作了他力所能及的安排。老大（我）想办法读书考学校，老二学了一门手艺，老三是我父亲求人弄到杭州去当工人的。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兄弟三个都有一口饭吃。对此，我父亲是满意的。

转眼到了2004年的4月8日，那天中午，我在信访局办公室的椅子上休息，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我父亲快不行了……待我急急忙忙联系到一辆工具车赶到老家时，我父亲已经咽气了。到现在我都后悔，200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没有多听听父亲的声音，想不到春节前在老家厨房里，父亲跟我讲的话成了对我最后的交待，也是最后一次吩咐。但父亲去的时候很安详，我想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吩咐过我了，他已经能放心了。

父亲去世后，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冬至、春节我都要回老家一趟，给父亲上柱香，再看看母亲，看看兄弟。2014年2月母亲去世了，这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父母在，人生路上还有人给你指点迷津，碰到难事还可以跟父母说说；父母不在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剩下的路只能靠自己走了。“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父母的吩咐，是父母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一定是我余生路上不会熄灭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