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近了，游子回家的心更急切了。曾记否，乡村的年那么有味，裁缝“哒哒哒”缝制新衣，篾匠做的蒸屉、竹箩飘出包子、粿的香，铜匠打的火锅烧起来了，杀猪匠从猪栏拖出年猪的此起彼伏的“嗷嗷”叫声，更有那，砖匠、木匠、漆匠精心打磨制造的新房，在鞭炮声中掀起“盖头”……这幅幅图景，个个篇章，都充斥着行行业业的工匠身影，充实着我们的生活。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许多行业淡出我们的视线，又有许多新业新匠走进我们的视野。请来看，我们淳安作协带来淳安百工采访，精心呈上的百匠故事。在乡村振兴路上，老匠人有新作为，老物件有新作用，老传统有新时尚。

洪美娟/文徐丽/摄

以“狮城”命名的钟表店，想必有些故事。

走进火炉尖邮政局边上十来平米的狮城钟表店，只见三面墙壁上挂满大小不一，款式各异的石英钟，连窄小的修理柜台内也摆放一人多高的大摆钟。空间的利用，已到见缝插针的水准。

胡志刚靠着柜台，他的父亲靠着墙壁，相对而站，头几乎挨着，不知说了什么，俩人一脸温和的笑容。这场景，如一幅温馨的画面，连空间也瞬息变大。

见探问狮城钟表店的来历，胡志刚的父亲一脸童真地看着我，说自己身体很好，从来不忌口。胡志刚连忙解释，他父亲听力有点问题，其他都好。再看老人，红光满面，口齿清晰，很难相信已是九十五岁高龄。

胡志刚从事钟表修理近四十年。他的父亲退休后，陪伴儿子和钟表修理铺已三十多年，风雨无阻。父子间，没有叛逆，没有父爱如山这般沉重的话题。他们更多的像一对情人，默默相守，互相陪伴。

他们的情谊，已超出我对狮城钟表店的猎奇。何况，店名除对老家狮城的怀念，与钟表修理丝毫没有前世今生的纠葛。

胡志刚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最小，是首批不用上山下乡的待业青年。原是极好的，却在招工上卡了壳。当时，回乡知青的工作安排尚有困难，他像很多在家待业的青年一样，在等待中挨过一个又一个无聊的日子。儿子的待业，是父亲最揪心的事，但他从不外露。

上世纪80年代的十字路口，就是现在的外高桥大酒店前面有些地摊，摊主多是外地人，有补鞋修伞的温岭人，有卖各类菜蔬的兰溪人，也有卖小商品的义乌人。本地人极少，辞职单干的更是凤毛麟角。胡志刚有事没事就到那里逛逛，像个局外人。

钟表店的许师傅，有一手祖传的钟表修理绝活，一些报废的钟表，经他的手一摆弄，长短针就忠实地坚定地把自己的路一轮一轮走下去。谁也料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修钟表”的许师傅，突然辞职单干。这消息，像一块石头，抛入平静的湖面。等胡志刚拜在许师傅的门下，他父亲那颗一直吊着的心，才安稳妥帖。

胡志刚第一次摆弄的是只老式单摆钟，不管主人怎么拧发条，每天总是慢五分钟，只好请进许师傅的修理部。许师傅一听一拧，便明白问题出在哪，他把钟摆的砣往上拨拉一下，对着手腕上的表，校准时间。忙一会其它事情，再对一下表，然后，又拨拉回来。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动作，胡志刚化了些时间，才弄明白，是摆臂变长的缘故，只要把钟摆的砣往上调整，使摆臂缩短到合适位置，问题也就解决了。

经过师傅详尽的指点和自己的思索，终于摸索了机械钟表构造原理，说简单点就是发条盒、中心轮、三轮、四轮、擒纵轮、摆轮之间的互相传动，互相影响，将连续的能量传递分割成有规律传递的一个过程。这是很精密的，环环相扣，无论哪个环节出点小问题，直接导致时间的快慢，甚至罢工。当然，不同的钟表，构造也略有区别，比如日历表，比喻自动手表等等。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大到小，胡志刚学得认真，许师傅父子俩教得仔细，连一些不常见的疑难也悉心指导，层层把关。

一年后，胡志刚师满出道。

从此，一张简易的书桌和书桌上的一只寸镜、一些钟表维修必备的工具、零配件等，伴随他在风雨中，在四季轮回中，进进出出，从设摊到店面，搬了近十个年头，直到1991年，在火炉尖邮政局边租下现在的这家店面，那张书桌从此安稳、妥帖。

胡志刚说，等他完全做不动了，那张书桌也可以彻底休息了。

胡志刚设摊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没退休，他每天下班后，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书桌边。然后，一起收摊，一起回家。

“90年代，火炉尖是人口最密集、最热闹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形，胡志刚的眼里都是笑。他似乎天生一张笑脸，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是一脸的温和。同他的父亲一样。

那时，里杉柏有罐头厂、鱼网厂、纺织厂，天桥还有无线电厂，都是人员密集的企业。人多，手表多，问题自然更多，简易书桌后的他，耐心细致地回答一拨又一拨相同或不同的问询，不厌其烦。不管街上多么闹腾，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只要坐在简易书桌前，打开钟表的外壳，所有的喧哗都离他十里之外，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表壳里的方寸间。

“那个年代，钟表及零配件批发都必须凭营业执照，不然就不批给你，批的时候税收直接扣去，零卖的价格也是定死的，像上海牌手表卖120元，就不能卖125元，配件也不齐，像上发条的表针就没有，大摆钟里的齿轮也没有，如果不会做，钟表修理这口饭就难吃。”胡志刚回忆说，“钟表及零配件的批发，直到九十年代末期，才不用营业执照，算是放开了。”

磨表针，看似很简单，且古人已有“铁棒磨成针”的功夫在前，但是，将细钢丝打磨成手表需要的粗细度，并非易事，粗了、扁了，都装不进去，细了，又不起作用。表针的杆子打磨好，还要对照旧发条里面的圆孔、方糟的深浅、间距，都要精准地雕琢，其精密度要求非常高，不能差毫厘，或者所有的功夫就全废了。还有摆钟里断了齿轮，没有现成的可以换，断几个，做几个，用白锡焊接上，再打磨。补进去的齿轮材料必须是铜的，而且大小、厚薄、重量都必须同原来的一模一样，不然时间就不准。另外，为了摆钟的美观度，颜色也要打磨到几可乱真，方可。

补齿轮的绝活还是许师傅的父亲教给他的，很少有人会做。谈起钟表修理中一些高难度的技艺时，胡志刚如数家珍。石英钟表虽然精准，保养也省心，可惜使用年限不长，一旦出现大故障，除了换机芯，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90年代，千岛湖镇的钟表修理店达到鼎盛，最多的时候发展到四五十家，光街边的修理铺就有十多个。2000年以后，开始逐步减少。2010年以后，街上几乎看不到钟表维修店。而从事这个行业近四十年，如今仍在坚持的只有胡志刚。当然，还有一直陪伴他的父亲。

学徒是他平常人生的泾渭线，书桌是他现实生活的分割线。而钟表修理的过程，正是这个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他从每天必须要上发条的上海牌、西湖牌等机械表的拆洗、上油、修理和零件的更换中，慢慢变少，并逐渐转换成更简单的换电池或换线路板的石英钟表，再后来，是手机代替了手表。他以为，自己这一手精湛的钟表维修技术，将同泽国狮城一样。只是，沉入水底的狮城，有部分被还原于姜家，他的维修技艺还有可用之处吗？不免有些惆怅。

导致钟表维修萎缩的原因有很多，外部因素是手机代替了手表，内部原因除掉退休后洗手不干的，主要是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钟表对维修技术要求更高，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就放弃了；还有一个是老百姓的收入低也是直接原因，像一只二三万的手表，在杭州拆洗一次最低收费一千五百元，在千岛湖收费五百还嫌贵，虽然有政府出台对手艺人的扶持减免税收，可高昂的房租，导致收支失衡仍是主因。就像他，2001年他将已经租用十年的店面买下后，又在斜对面租下一间更大的店面，仅仅维持了九年，房租涨到他不能承受，只好放弃，退守有自己产权的现有的小钟表店。

“几十年来，对钟表里的每一个零配件都很熟悉，以前修表，一定要戴上寸镜，现在不用了，全凭手感。”胡志刚说着，见我问及他的店名时，他解释说，“用狮城换下红炉是有原因的，本来狮城钟表店关掉后，专心经营红炉钟表店，直到有记者上门说有人找不到狮城钟表店，才同父亲商量后换的，现在网上或导航都能找到红炉钟表店。”

也怪，1991年起一直沿用的红炉钟表店，远不及2001年才开张九年又歇业的狮城钟表店的影响。人们只记住开了九年的狮城，而不是二十多年的红炉。显然，同样是地名，几十年的红炉，是无法与一千多年的狮城抗衡。狮城唤起的不止是一代人的回忆，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另类守望。

尽管这个行当辛苦，胡志刚会一直开下去。“老百姓有这个需求，自己的身体还吃得消，就必须坚持，不管退休不退休。”胡志刚笑着解释说，“去年，杭州有个顾客，几万元的手表出了问题，在杭城转了个圈，也不敢交出去，最后，还是找到我这里。”

想想真有趣，过去胡志刚是钟表维修的招牌，现在他的老家狮城又成为千岛湖钟表店的招牌。

走出店门，我特意回头，父子俩的脸上始终挂着笑，那不是生意人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对平淡生活的满足。一如他对钟表维修技术的坚守。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丽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