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和

小时候的我喜欢读书，为了读书，也是几经波折，从小学到大专毕业历经十七个年头，这期间在学校却只读了九年多的书。其中故事蛮多。 

盼望读书

出生于“大跃进”时代且是穷山沟的我，自然是没有福分上幼儿园的，那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幼儿园”这个词。

也不知道打啥时起，我就天天盼望着读书，大约是因为经常听哥哥放学回家后的“海阔天空”吧。

记得有一天，家里来了个木匠在干活。下午三四点钟，爸爸对我说，你把这个背到学校里去，老师会叫你读书的。这是一根窄窄的木质板条，不重却有两米左右长（后来知道，木条子油漆后钉黑板上可以用来搁粉笔），对于一个才几岁的孩子来说，要把它背到三里地外的学校也不易，更何况还要经过一个坟堆（要知道，小时候的我特别怕“鬼”）。因为爸爸说这根木条子可以让我有书读，便满口答应了，一路上还开心得不得了。尽管这长长的条子实在不好背，我还是尽快往前走，只是路过坟堆时，我使劲闭住眼睛走，幸亏那是条宽宽的沙子马路。

终于到学校了，学校唯一的老师——徐老师正在上课，我满怀期待等在门外……下课了，徐老师发现了我，快步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木条子，说了句“好乖”便没有了下文。我依然站着没动，徐老师又过来说：“可以回去了，路上小心。”我大失所望，一路上闷闷不乐……

回家以后，我大发脾气，“骂”爸爸是大骗子。爸爸和木匠师傅都莫名其妙，我述说了原委后，他们居然笑得前仰后合。

那年我只有五六岁。

不肯辍学

1965年初秋，不到八岁的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学校。我是与姐姐同一年进学校的，教我们的还是徐老师，一个人要教四个年级五十来个学生。徐老师个子高高的，穿着很整洁，戴一副眼镜，说话很和气，从不大声呵斥学生，但学生又都很“怕”他。

在学校的每一天都十分快乐。只是刚刚进校那会儿，算术不开窍，居然不知道“=”为何物，幸而有姐姐教我。可是姐姐只上了四十天学便辍学了，家庭困难啊。我很为姐姐难过。

记得三年级小秋收过后，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小秋收》，我很快完成。第二天，老师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在全班诵读，并且好好地表扬了我一番。更想不到的是，晚饭过后，徐老师竟然来家访，把我的作文念给我爸爸妈妈听。我当时那个开心，真的是没法形容。

有道是“乐极生悲”，一点没错，属于我的幸福时光很快消失。

暑假的一天，爸爸妈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下半年不读书了，得放牛挣工分——家庭负担实在太重，一家子九口（奶奶、爸妈、六兄弟姊妹），几乎全靠爸爸妈妈挣工分养家糊口，生产队里年年都是缺粮户。我可不管这些，坚决不肯放牛，“我要读书”。我在爸妈床前连续跪了三个晚上……徐老师闻讯后前来家访，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连续三个晚上，总算有了良好效果，徐老师说可以“半耕半读”——早晚放牛，白天读书。爸妈同意了，我尽管不情不愿，可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总比没有书读强吧。

四年级开学了，同学们每天都早早去上学，而我只能天蒙蒙亮先去放牛，八九点钟把牛赶回牛栏再拼命跑去学校，下午三点又无可奈何地回家去放牛。假如都能这样倒也罢了，问题是农闲时还好，农忙季节可就由不得你了，必须围着老牛转——牛干活，你得割牛草，为它准备粮食。哎，又有什么办法呢，总比一天都没书读好吧。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样的“好日子”也很快到头了。才过一个学期，有一天，老爸干活回家，火气冲冲地嚷嚷“不读不读了，读什么读！人家不读书不是照样干活吗？”原来是生产队背地里有人讲闲话：又要读书，又要放牛挣工分，牛还不要归天啊？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确实有些人嫉妒；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牛的确是生产队里的宝贝。这样一来，我只能乖乖地当我的放牛娃了。

那年我十一岁。

如愿复学

从此后，我整天与牛为伍，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所幸还有两个小伙伴，似乎并不那么寂寞。一开始仿佛也死心了，一心一意放好牛。可读书的念头始终挥之不去，后来我一有空闲便拾起昔日的书，或者用小本子抄抄写写，客人来了赞叹几句也开心。

有一天，我听说邻居的小伙子被招进工厂做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够进工厂，那可是莫大的福分与荣耀。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有这一天啊？想想一要居民户，二要初中毕业，而自己是农业户不说，小学还没有毕业呢！难道要一辈子窝在山沟沟里吗？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书之事居然出现了转机。春节刚过完，一天晚上，爸爸回家开心地说，生产队长不当了。我当即道：“你生产队长不当了，我牛也不放了。”“那你干嘛？干农活？”爸爸问，我很坚决道：“我活也不干，我要读书！”“还要读书？”爸爸很是吃惊。

其时，哥哥已回家务农了，再加上姐姐帮衬，家里条件稍稍有所改善，他们都支持我复读，妈妈也同意了，爸爸最终不得不同意。

复学的手续倒简单，与初中学校联系好，原来小学的徐老师开了个证明，生产队盖了个章便完事，只是入学以后困难重重。

复学之前，邻居读高一的一位学姐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说我复读以后“语文应该没问题，数学可能比较麻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我满怀憧憬跟着邻居学兄等人，步行二十里路到了学校。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学兄把我领到了学校负责人那里，如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对话：

“王老师，我把人带来了。”

“哦！那你以后要多多帮助他哈。”

“我还要他帮助哦！”

“那你把他带到一乙班去。”

我居然不知道“一乙班”是什么意思，因为当年小学里是一年级、二年级……问了学兄才知道，初一有两个班，一个叫“甲”班，一个叫“乙”班。

晚自习开始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里走进一位胖胖的女老师，没有说话，只是在黑板右侧快速写下两列字：“请同学们把数学作业交上来！”

我心里不禁为之一紧。当年的徐老师写字是毕恭毕正的，这位老师是“潦里潦草”的（其实是行书而已）；徐老师写字都是从左到右，而这位老师是从右到左（竖写），更有“数学”二字我不知为何物（小学称“算术”）。其实，尽管开学近一个月了，数学课还是在复习小学的“分数”。可是四年级下学期的内容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分子、分母、带分数、通分一概不知。怎么办？只好周末不回家，请数学老师补课。一个月后就期中考试了，居然在班里成绩排名中等。于是信心来了，期末考试竟得了个第二名，除了物理学科，其他都是优秀。

那年我十五岁。 

还想读书

升高中貌似比较顺利。那一年全县实行的是推荐加考试的招生制度，对于我来说，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哥哥在部队，家庭属于军属；个人表现及学业成绩都不错，故很顺利地升入区（实际上是当时的八个公社）高中。

高中的两年似乎波澜不惊，其时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相对而言，我们就读的青溪中学对教学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其中，有两件事印象颇深。 

一次英语课，上课不久老师便叫我站起来朗读了上堂课的内容。坐下后，我就开始偷偷地看起了好不容易借来的小说《水浒传》，那可是我第一次看“大部头”，很入迷。在当时，这类书属于“禁书”呢。突然，又听到老师点名：“方永和，Stand up, please！”我忙不迭地把小说往抽屉一推，然后准备乖乖接受老师的批评。谁知，老师让我把一句英语翻译成汉语，倒不是很难，我顺利地完成任务。我想，这节课已经被叫过两次了，总不会再次点到我。于是，又继续“偷”看起小说，正看到“武松醉打蒋门神”这章节，完全不能自已。

“方永和，Stand up, please”，第三次点到我的名。完了，完了！肯定被老师发现了，就等着挨批吧，我心里暗暗地想。“把这句汉语翻译成英语！”好在依然没有难倒我，翻译完后我长长嘘了一口气，但再也不敢偷看小说了！

我当然知道，不是老师没有发现，而是老师为我留了面子。可是，我在数学课上经常“旧病复发”，以致期末考试居然不及格，平生第一次参加补考。至此，我下决心上课绝不看小说，要看必定选择课外时间。

曾记得临近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问我毕业后干嘛。“还能干嘛，回家务农呗！”我答道。“我打算学木匠，”他说，“你学漆匠好不好？”“为什么？”我问。“我学木匠，你学漆匠，学成后，你教我漆匠，我教你木匠，可以有两门手艺。”他满怀憧憬地说。我毫不犹豫地婉拒了，因为我心里还有梦想——还想读书。虽然希望渺茫，当时大学是推荐的，一般人很难有这个机会，但我还是怀揣着一线希望回到了家乡。

那年我十八岁了。 

圆梦大学

回家务农的前后两年，村子里先后有两位年轻人被推荐去读技校和中专，让我更坚定了好好表现的决心。

1976年暑假将结束时，村支书找上门，让我当民办教师，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毕竟可以与书为伴。令人欣喜不已的是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给千千万万的学子带来了新的希望——接受祖国的挑选。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个时候，不要说考大学，就是中专、技校也不易。考试复习就是一大难关。课得上，还必须复习。于是白天上完课，再步行二十里路去公社所在地的中学复习，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回学校上课。期间，曾经向亲戚借了一辆自行车，方便多了。可没骑几天就被要回去了，我暗暗发誓，如果考上大学再也不走这家亲戚。现在想想，真是幼稚，那年代自行车可是个奢侈品。

由于十年的累积，当年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实在太多，所以先各县市预选，然后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预考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语文预考的作文题目是《赴考》，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作文是这样开头的：“一踏进考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平静……”接着，洋洋洒洒地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这次的备考情况，写了1500字左右。

预考是各县市阅卷的，据说语文、数学两门课总分40分就可以参加统考了。而我一篇作文就够了，因我的作文居然被判定为满分，这让我充满信心。可统考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年统考除了语文、数学，还有政治、历史和地理。像地理学科貌似只知道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雨水“南多北少”，其他就“I don’t know”了。所以，结局可想而知。

那一年，我们公社只有一个考上大学，那是杭州下放的一位“知青”，不过我同一届的有五位同学分别考上中专或技校。对于农业户来说，考上技校或中专等于拿到了“铁饭碗”，令人羡慕不已。我自己虽然没有泄气，但父母还是希望我第二年改考中专，先解决饭碗问题。结果报名之后，有几位昔日非常关心我的老师都说我“没志气”，于是我复习也没劲。第二年中专考试上线了，不过只扣鼻子——超出分数线1分，没有被录取。

第三年，我毫不犹豫地再次报考大学。这一年，我被调到高中部任教（说来好笑，三年民办教师“三级跳”，第一年教小学，第二年教初中，第三年教高中），而且教的是文科班的地理和高一的政治。这两门课正是高考科目，尽管自己懂的不多，但我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正所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年高考地理成绩100分的试卷，我居然得了83.5分，这门课为我的大学梦立下汗马功劳。

一波三折梦竟成，大学梦如愿以偿，我成为改革开放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那年我已经二十三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兴起了自考热，我也顺应时代潮流，参加了省一级的高师自考本科学历。虽然也并非很容易，但相对于当年的考试自然是容易多了，此是后话。

人生得有梦想，有了梦想才会有为之奋斗的动力。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每当接收一个新班级，总喜欢先讲讲我的求学故事，不是以此炫耀，而是想通过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能够给自己的学生以启迪、鼓舞、希望……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