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辉 作

汪兆兵

　　一九七八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那一年刚好我从公社初中半农半读高中班毕业，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想去参加高考。

　　01

　　当时，我所在的临岐区秋源公社只有一个半农半读高中班，共四十二名同学。上半年毕业考试后，约有半数同学回到村里“修地球”去了，留下的这些同学继续复习准备迎考。

　　我滥竽充数地混在中间，又仗着自己文科成绩感觉良好报了文科。老实说，我的作文好几次被班主任老师当作范文在讲台前朗读，得的都是高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每科都有一本四开铅印的复习辅导资料书。也就在学校集中复习那时，我有幸学习到《捕蛇者说》《岳阳楼记》《促织》《卖炭翁》等几篇为数不多的古文名篇。

　　那时候，谁要是能考上大学，那可真是不得了的事。上大学不交书学费，人口马上农转非（居民户），还包吃包住不说，每月还有一定的生活费发，最重要的是毕业后能够分配到好工作，真是一人考上大学，全家人都有脸面。于是，大家都在拼命复习，都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 

　　02

　　高考的头一天，我们带上蚊帐、饭盒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沿着公路步行了四十华里，终于到了考场——临岐区中学。当时从公社所在地开往区政府的客车只有一辆，而且一天只来回一趟，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步行。来参加高考的大约有两百多个考生，来自全区各个公社，但从许多参考人的年龄及穿着打扮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历届毕业的考生。显然，他们是抽出时间在家复习或专门参加过补习班的，可以说准备得相当充分。

　　记得当年文科考的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政治这五门科，理科除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物理和化学。第三天下午，我们考完后垂头散气地又步行回到各自的家中，等待考试结果。

　　高考分数是学校用信封封好托村人捎来的，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用铅字打印着各科分数。我打开一看傻眼了，怎么考得这么差？不仅没有一科合格，就连自己相当看好的语文也只考了32分，至于其他科的分数那就更惨了，五科总分也只有86分。真是可怜得很！我心想：这样的分数离考上大学十万八千里啊！看来自己就是“筐刀掴屁股”（方言“务农”的代名词）的料，上大学那真的是白日做梦啊。

　　不过，我心里转而又想：自己读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农半读高中，也怪不得谁。那时学校的劳动课内容还真不少，我们不仅在学校附近的山上开出一条条水平带种上速生茶，有时候还得腰缚柴刀上山砍柴，以提供给学校食堂烧饭。学校还在海拔700多米的习珠塔高山上开垦出一大块学农基地。偏偏又逢学校扩大招生，旧的校舍完全满足不了新形势下山村教育的需要，于是开始建新学校。我们要经常帮忙劳动，什么需要做什么，从平整校址一直干到新学校完工。

　　我们从学农基地扛来长长的松木做建学校的木料，同学们力气大的就背，背不动的就拖。有一种很牢固的铁钉，上面有个小圆圈用来系长绳，我们将那铁钉牢牢地钉在木料的一头，将长绳子背在肩膀上，边跑边拖。虽说是拐弯抹角的山路，但都是下坡路，这明显比背要轻松得多。除劳动之外，我们还得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参加社会上各种政治运动。我们在山坡上砍去柴草，挖出一片荒地，然后用石灰洒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十个大字，这刺眼的大字站在老远都能看到。

　　那时自己身体弱，老是缺课不说，也没想到能在我这辈人毕业时恢复高考，也没努力用功学习啊。想到这里，心里开始埋怨当时的社会，把没考上大学的责任推给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环境。这样心里生出些许慰藉，自己为自己开脱，也就少了些羞耻和懊悔。而且那年其他参考同学也都名落孙山，有好些人分数比我还低，心里觉得多少有些平衡了。

　　03

　　谁知高考后没多久，学校又通知八位在高考中成绩较好的同学到屏门公社去集中再复习一年，准备第二年再考。那铅印的红纸通知书贴到了村里，上面有我的大名。

　　在村里来说，我爸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但他成份不好，属于四类分子一类，所以为人做事很低调，他对我这件事没有具体作出什么结论。这个全村最老实的人，你要想叫他对此事作出决定，肯定是困难的。他百事不作主，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由子女们自己看着办。

　　我家兄弟姐妹多，大都没读多少书，我算是读得最多的一个了。不过我们在学校即使取得好成绩，也受不到表彰，也从来未领到一张奖状。当时我的心里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和目标，对读书也不太感兴趣，就是爱看文学书而已。听我爸说，全村自古至今还从未有一人在外做大官，也无一人考中进士，只考中一个秀才。反正全村一百八十来户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只知道“不上山做没得吃”这个理。那时候，我能读完高中，在村里来说是相当不错了。我自己心里已满足，也就没有再复习一年的强烈要求了。

　　后来我二哥说：“你已经17岁了，还读什么书，在家务农吧。”我心想：二哥的话不无道理，复习一年毕竟是支出，上山干活拿工分才能赚钱糊口。再说即使复习一年又有什么用呢，能不能考上大学还很难说呢。想我爸他们这辈人，大都十三四岁就参加劳动了，于是我义无反顾也别无选择地和家人一道：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04

　　我本来身体就弱，个子又小。务农大都是挑呀背的重体力活，这对我来说，很明显是个不小的考验。我只得咬咬牙挺住，谁叫自己读书不用功呢？

　　第二年，队长见我能写写画画，就叫我当了生产队记账员，和另一位记账员一道负责全队所有出勤人员的劳动内容和所得工分的记录。当然，这都是晚上做的事，给予我180分工一年的补贴。

　　到了第三年，听说队里差一个到千亩田农场劳动的名额。这可是个美差，因为公社办的千亩田农场每十分工有两毛三分的补贴，个人出勤的工分报给队里参加分红，而补贴归自己所有。那时候，两角三分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便辞去生产队记账员，和一个已在农场做了两年的邻居一道，到海拔一千多米的农场劳动去了。

　　那时，我并不甘心那样的生活状态，凭着自己读高中时作文常被班主任老师当范文这一点，业余开始写稿投稿，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石沉大海，另一种是收到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但我没有灰心，继续一有空就看文学书籍，一边写稿投稿。好在那时凡是稿件，只要在信封右角贴邮票处剪去一角，再写上“稿件”两字，邮局就不收邮资。即使收邮资，也比正常信件便宜五分，只要三分邮资就够了。

　　后来，我还经常去县文化馆参加这样那样的创作会议。

　　公社中心小学的童校长见我常上县里参加创作会议，知道我文科不错，便聘请我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当代课老师。我一干就是十六年，一直到2001年7月，因为全县撤并微型小学，辞退了所有像我这样没有拿到大中专文凭的代课老师。从此，我再一次走上务农之路。

　　05

　　屈指算来，自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至今，弹指间已四十年过去。这期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没有取得辉煌的成绩，没有积累多少财富，有的只是人生路上的艰辛和日复一日的劳累。唯一值得自己欣慰的就是无论在外地打工，还是在家务农，我都始终没有放弃搜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这个爱好。

　　到如今，我已在四十余家国家、省、市级媒体和报刊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小小说、民间文学作品共一百余篇二十余万字，数百篇民间文学作品入编《浙江千村历史故事丛书》《2018中国故事节—刘伯温传说故事会》《杭州老百姓故事集》《杭州新故事集》《千岛湖民间故事精选》《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淳安县卷》等丛书。2013年，我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评定为“浙江省第二批优秀民间文艺人才”。2015年1月，我无比荣幸地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2019年，我又被县委人才办和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评定为“淳安县五星级乡土人才”。所有这些成绩，都离不开我的业余坚持。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1978年，这是比任何一年都记忆犹深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十七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参加了高考，结果大败而归；那一年，我步履艰难地走向社会，后来爱上业余写作，一直坚持到现在。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中的一句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作为结束语，无非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有心人，不论做什么事，只要坚持下去，用心去做，就一定有成绩。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多大成绩，你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与美好。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姜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