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 岛 湖 人 文 缘 起

――谨以此文，献给2007中国・杭州千岛湖秀水节

■马北异

　　淳安历史悠久，文化基础深厚。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古渐水（即新安江）两岸便有人类的文化足迹。据史书考绎，这一带远古为山越土著生息繁衍之“黟歙山林王国”边缘地带：春秋时期先属吴，后属越；战国时期属楚；自秦至汉，为歙县辖地。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吴遣贺齐击山越、平黟歙，分歙东叶乡置始新县，分歙南之武疆（一作武强）乡置新定县，原淳安、遂安二县，自此始有建置。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新定县为遂安县；而始新县曾七易县名，直至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定名淳安县。

　　1958年，淳安、遂安二县合并为淳安县。现行行政区划，与安徽歙县、休宁二县为邻，又与本省临安、桐庐、建德、衢州（衢江区）、常山、开化接壤。总面积4427平方公里，是浙江省面积最大的一个县。上述概况，当是今人研究千岛湖乃至整个淳安文化源流的基础。

古渐水边的辉煌缘起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越是远古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是依赖着优越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对河流的依赖。河流为人类提供天然的肥沃土地，为之传递文化信息。

　　如以古渐水（即新安江）为纽带去回溯过去，可以从古代历史进程中看到，不论是淳安文化还是歙县文化，或是山越文化、徽州文化和睦州文化，乃至它们与吴越文化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

　　古渐水（即新安江），为浙江上游。一名歙江，又名徽港。自安徽歙县东南歙浦入浙江省境，经淳安、建德与兰江合，东入富春江（见载宋修《严州图经》、万历《严州府志》），殷商时代，它的下游出现了“越”，是江南唯一的王朝。越文化自此始，渐渐溯钱塘江往上游传播。春秋时代，钱塘江另一支流古�水（即信安江）南岸，形成大邑“姑蔑”（在今龙游县），而衢江上源马金水，其水域北抵今休宁南境龙田和东傍遂安西境，于是，今皖南和浙西便从钱塘江的两个源头与古越文化共饮“一江”水了。

　　以历代建置沿革推之，同样也能佐证这同饮“一江”水的文化内涵。秦汉时期浙西和皖南地区，同属黟歙境域，而自东汉至隋初，皖南之黟、歙和休宁又属治设浙西的新都、新安郡管辖。其实，今人所争议的“山越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和“睦州文化”诸说，自可纳入“吴越文化”的范畴来进行分类表述。又据考古发现，上游歙县、屯溪和中游淳安、遂安的众多历史遗存，与新石器晚期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同属一个特征，可见，古渐水（即新安江）流域文化源于“吴越文化”的论点论据自可成立。

　　基于皖南黟、歙、休宁和浙西淳安、遂安诸县，三国以前统称为“黟歙山林王国”这一历史事实，今人在论证淳安地域文化即“淳安文化”的独特个性时，完全有理由把“山越文化”看作是本地域文化之源。时至今日，淳安东源港保留下来的石�（�水坝）、撩车、龙骨车、箬叶船（俗称“越王船”）、角头古墓葬“越王坟”与当地林坑坪、丕琅“越语”方言，还有八都（旧称，称王阜、严家为上八都，称齐坑、秋源、屏门为下八都）麻布刺绣（挑花）、石片瓦，石板路心等等，都足以印证“山越文化”是自殷商时代越文化沿钱塘江往上传播的历史。

　　同时，亦可佐证古老的山越先民，既是上游黟歙地面上的土著居民，也是中游淳安、遂安这片故土上的土著居民。不过，也有“徽学”研究者不这么认为，而是以其所持浙江淳安、遂安二县“在隋以前一直属黟歙境域”的观点为论据，断定徽州文化就是新安江流域的文化之源。其实不然，即使按区划而论，自东汉建安中立新都郡至隋开皇九年废新安郡而分设歙州的382年间，上游黟、歙、休宁与中游淳安、遂安同属新安郡，而其文化中心又在中游的郡治在贺城，何况徽州一名后于歙州，那是北宋末年才出现的地名称谓，显然以“徽州”来冠以新安江流域文化的举措是偏颇的。众所周知，如果把隋初歙州分设不久而在贺城复设睦州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淳安作为新安江地域文化中心的历史，足有489年之久，倘若不以“新安文化”来为淳安地域正名，自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淳安 “文献名邦”的由来

　　淳安的地域文化之所以用“新安文化”正名，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新安江流域的地理概念来定性的。

　　远古时期，这片故土为山越先民劳垦生息的“山林王国”所在。据1957年对原进贤村高祭台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距今约有4千多年，其文化特征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一类型。夏、商、周三代时期至秦汉时期，因为淳安尚无建置，三国以前的成文明史不可能具体叙述它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轨迹，因此只能通过诸如左口乡施家凸、汾口镇三仙湾、千岛湖镇、（汪宅）右山等古墓葬的考古发现，从中找出本地区文化的独特个性。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两汉与三国时期所发生的，并且有助于推动新安文化发展进程和造就其地域文化独特个性的两大社会变革：一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几支名门望族自北方迁徙本地区定居，与本地山越土著居民共同开辟山林王国和创造新安文化的社会变革；二是东汉建安年间，孙吴政权（于建安八年、建安十三年和嘉禾三年）相继3次“击山越”、“平黟歙”之举，导致山越土著大量出山定居，增进了与汉族同胞的接解和融合，加速了本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柳春藩《三国史话》）。因之，后来的史学界把“平黟歙”视为浙江古代经济大开发之首。显而易见，新安文化独特个性的形成，当始于此。

　　隋唐时期，本地区重大社会变革，主要是隋末汪华起义和唐代永徽年间（公元653年）的陈硕真起义；而文化方面，当以“吴富体”创始者吴少微，文学家皇甫是、皇甫松父子，以及“身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的晚唐诗人方干最为著名，他们对于本地区乃至全国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以淳安皇甫是、方干和分水人徐凝、施肩吴所倡导的，自唐宪宗元和年间延续至元明交替之际的“睦州诗派”，对于促进新安文化的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建树（参见宋濂《徐舫墓志铭》和清光绪本《淳安县志》）。

　　宋元时期，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当为推动当时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在文化方面，北宋有宋徽宗推重的“两浙三方，天下无双”的方闳、方�、方闻三兄弟。宋末元初，有夔方、洪震老、夏大之、无朝阳、余炎叟、翁民瞻、徐夔叟“七子”，编所倡和诗为《七子韵诗集》，被誉为“潇洒千峰郡，清新七子诗”，由是“淳安未必劣建安”的淳安“建安风骨”，引起当时全国文学界瞩目。

　　明清时期，作为文化教育来说，明代中叶淳安教育进入了继南宋之后的又一波高潮阶段，单以科举为例，科学登第人数大大超过南宋。其中佼佼者商辂，是继宋代詹�、方逢辰之后的第三位金榜夺魁之人，而且是一人兼得乡试、会试、殿试“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据考，宋代“三元”三人，即冯京、王曾、宋庠；明代“三元”实为二人，另一人许观（及第后复还其姓为黄），因“削籍”除名（洪武中登第。燕王举兵，观奉诏募兵至安庆。闻变，投江死），故世称商辂为终明一代唯一的“三元”高中者。文学创作，大体与全国风行小说创作的趋势想合拍，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徐　，其南曲《杀狗记》，被目为明初“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之一，颇具影响。清代毛际可，与萧山毛奇龄、杭县（今杭州）毛先舒一起并称“浙江三毛，东南三豪”。尚有方士颖、方�如、方�如、方�如，世称父子、昆季四作家，不失为新安文化的后一代传人。

　　在近代与现代，尚有工词章、尤精古历算学的学者邵瑞彭，学术界给予他“发有清一代诸人未发之秘”的高度评价。此外，遂安的方海春（别名欧阳凡海），早年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整理出版的长篇小说《无辜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重要成员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于鲁迅研究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方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