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沛是本报的一位老通讯员，平时爱搞点摄影，养点花花草草，聊起天来也和蔼可亲。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老者，曾有过一段近乎传奇的经历。

斗地主，家庭从此风雨不断

　　“我于1931年7月1日生在汾口镇大福基村，小时候家庭贫困，共三兄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早夭，妹妹也因精神上有问题早早离家。父亲虽然是私塾先生，但是也没有能力让我正常上学，只好晚上读村里的夜校。”回忆起儿时的一切，现年79岁的余昌沛一脸思索状，似乎又重新走进了当年时光。

　　“所谓夜校就是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晚上聚在一起简单学习，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那套东西，我上夜校那会已经九岁了。父亲教夜校教了一年多，却因为得了气管炎和肺病不得不中止了，很快夜校也换了一个老师。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余昌沛说。

　　大福基村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的小村，村里有个叫余海法的恶霸地主，平时仗着家里有几把枪经常欺负村民。当时村里的山上有很多大树（几人不能合抱），虽然上面有规定不能乱砍，但是余海法却打算私自砍下高价卖到上海去，为此他刮掉了这些树的树皮，打上了编号。不料余昌沛的父亲余正统获悉了，书生一怒，就写了一份材料去县里报告。

　　可是料想不到的是，地主余海法知道后，反而赶在前面倒告一把，结果官司闹到了县城。开庭后，刚看完官司材料的法官见了两个人就发愣了――余海法口口声声说余正统想砍树去卖，但是一看余正统重病下弱不禁风样子，明显不对劲！结果法官留下了一句“胡闹”，当即就宣布余正统胜诉。

　　官司打赢了，但是余正统仍然被拘禁。在那个年代，打赢了官司也没有什么大用。余正统的妻子卖掉了家里的许多田地，托人找了关系，送了点“小意思”，才好不容易把丈夫保释出来。

　　显然，得罪了村里地主，后果很严重。幸好余正统也不是迂腐文人，马上就带上全家暂住到了比较远的芳梧村。芳梧村是一个大村，更重要的是，余正统的干女儿也嫁在了该村一户大家族中，余海法也没胆量来闹事。余正统的干女儿原先是戏班中卖唱的，一次卖唱来大福基村，被夫妻两人收为干女儿，因此大家关系也非常融洽。

　　然而，长期住下也不是办法呀！毕竟田地都在大福基村，如果不种田地，哪来的饭呢？一家人在芳梧村待了两年后，无奈之下又回到了大福基村。幸好的是，因为官司的事闹得比较大，地主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分欺负他们，当然打压是免不了的。

　　“回到大福基村后，一家人过得很辛苦。首先是父亲病越来越重，母亲也只能做点家务事，14岁的我一人扛起家里所有重活，由于田地太少了，一家人根本吃不饱。有一次，一家人整整饿了两天。母亲怕我饿坏了，就把剩下的几把米熬成了粥给我喝。后来亲戚知道了，送了一点米。”余昌沛回忆说。

　　这一年8月左右，因为体弱劳累，余昌沛染上了疟疾（当地称作是“打摆子”），全身忽冷忽热，苦不堪言。虽然是夏天，身体发冷时还是盖上了厚厚的被子，发热时只好下小溪抓鱼降温。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下水时间长，余昌沛又得了浮肿病，全身上下肿了一圈，胳膊浮肿成了平时两倍粗，手指一按就一个凹陷。

　　余昌沛的母亲紧张了，去附近村子请来了大夫。大夫看了之后，无奈地摇了摇头，无论如何都不肯开药方。原因是病得太重了，怕弄不好出人命。

　　“母亲哭了，苦苦恳求大夫做个好事，开个药方。再三恳求下，大夫感动了，终于答应开个方子，配了三天的药，但是生死不负。”余昌沛表示，说来也幸运，药喝下当天他就上了十几次厕所，三天后浮肿全退，身上还蜕了一层皮，又能活蹦乱跳了。

迎解放军，走上革命道途

　　病好了，今后家里的路该怎么走呢？

　　余正统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咬牙送余昌沛上学。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读好书，考上学校，全家才有出路。于是1944年，余昌沛就去了寺下村小学就读，一年半后，来到汾口中心小学就读了三年。

　　命运最大改变的就发生在1949年5月4日。

　　一天，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余昌沛起来上厕所。透过楼房窗户，发现汾口镇上来了很多军人，他们穿着统一的黄颜色军装，背上扛着步枪，个个雄赳赳气昂昂。

　　“当时我看到解放军的时候，很吃惊，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部队。于是就叫起了所有同学，躲在老远看着。以前有国民党军队经过，常常抓壮丁，所以大家都有些紧张。后来，大家发现这些军人没有恶意，也就渐渐敢接近了。”这是余昌沛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1949年6月，新汾口区政府成立，解放军在汾口本地招工作人员，要求年轻的、识字的。但是谨慎的余昌沛却没有马上去。

　　一段时间后，余昌沛听说许多恶霸地主都被当地政府处理了，于是他就想起了村子里经常欺负乡民的恶霸地主余海法，决定向政府打报告。几天后，他和另外一个青年把地主余海法的情况上报政府。很快，遂安公安局就派人来抓走了地主，地主家里的枪支也被全部收缴了。

　　当时的汾口区委书记刘正杰说：两个小青年不错的啊，参加革命如何？这次余昌沛没有拒绝，而且经过几个月接触，也知道到了一些情况，就欣然答应了。

　　就这样，余昌沛成为了汾口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写点文字，还有就是充当翻译和向导。

缠斗土匪，遭遇九死一生

　　1949年8月份，解放军部队向南推进，汾口区附近的土匪开始暴动。

　　“有一天，我和同事还在现在汾口镇开会，忽然有个当地百姓闯进来说，土匪都进城了，你们怎么还在开会？！大家听了，非常吃惊。由于当时大家手头的枪支基本上交，所以只好赶紧往附近山上撤离，希望能向周边求援。”想起当年的情景，余昌沛依然记忆犹新。

　　乘着天黑，大家在山上开了会，决定向遂安城方向走，寻求县里的帮助。可是走了一半，大家发现去遂安城的路上有土匪设岗，于是转身向中洲方向前进。由于地形复杂，大家很快走散了。

　　天渐渐亮了，和余昌沛在一起的只剩下一个名叫余荣龙的同志。余荣龙的岳父家在章蒋村，于是两个人决定去余荣龙的岳父家歇一歇。可是，刚走到余家附近，两个人就看到附近有土匪写的反动标语。有危险！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开走，余荣龙朝西走，余昌沛朝娘舅所在的樟村走。

　　“都说娘舅家最亲，我想去娘舅家躲一躲。可是，来到娘舅家后，发现情况更严重。到了晚上，土匪进了该村，他们到处拉壮丁，如果哪个家不参加，就烧光全家。土匪头子来到娘舅家叫嚣：这个家里既有土八路（指的是我），又有解放军（娘舅家的一个孩子），需要好好处理！然后，逼着娘舅家把我交出来。”

　　如果把余昌沛交出，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于是舅舅就从后面送走了他。情况太危险了！不知家里父母如何？离开樟家村，余昌沛拔腿就向大福基方向奔。

　　回到家后，余昌沛发现父亲余正统和村子里许多人都被土匪抓走了，于是他就带上母亲向枫林坞方向逃。辛苦跑了一个晚上，当两人来到枫林坞村头时，不幸被几个站岗的土匪发现，最终被捆了起来。

　　“几个年青土匪手持马刀，气焰非常嚣张，喊着先杀了我再说。这个时候一个土匪头目说，不能乱来，先不杀。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把我拖到了竹林，向我问话。也就一些‘区里有多少人？’‘有多少条枪’之类。我不肯说，一个土匪气恼了，用马刀刀背给了我狠狠一刀。”余昌沛说完指了指手臂，说这还留着点疤。

　　由于定不下要不要杀余昌沛，这些土匪在晚上三点钟的时候，派出了两个土匪去请示他们所谓的“司令部”。正是他们的迟疑，救了余昌沛一命。

　　“大概就在早上四点多，解放军援军来了。村口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这一打，土匪们全部都慌了神，一下子就逃散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乘机解救了我。”说起获救，余昌沛觉得自己很幸运。

　　正庆幸中，余昌沛很快就听到了噩耗：父亲余正统和其他村民共7个人被土匪杀害了，家里也遭到了极其野蛮的打砸。他说：“找到父亲几人后，他们已经不成人样了，这一劫终于没有熬过去。我和母亲回到家一看，家里只剩下两样东西了：一根被马刀砍了几道痕迹却没有被砍断的扁担，一张被砍了几刀但桌腿没有断的八仙桌。邻居见我们没有睡觉的被褥，就好心捧来了几包稻草。”

　　经过解放军一段时间的清剿，土匪最终还是被消灭了。

　　恶霸地主余海法和他老婆叶桂常（担任了土匪“司令部”中的审判长），以及七八个土匪头子被抓了起来，执行了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余正统和其他7个村民则被葬到了琅�塔下的溪滩边。

　　此后，余昌沛被组织送到县城参加培训，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公安干警。其后，他根据组织需要，换过许多工作岗位，1992年在县卫生局光荣退休。（记者　方俊勇　文/摄）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