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了好时代，报告文学《国家特别行动  新安江大移民  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以下简称《新安江大移民》）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祝贺、赞扬、购书的电话、信函、短信不断给我打来、发来，衢州日报原总编庄月江给我的信中说：“这是一部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没有‘史官’增删过的史料，历史里的宝，可谓是一部中国现代工业起步的史记。”一个老报人，我们素昧平生，给我的书这样高的评价。最近，《新安江大移民》又评上了浙江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我觉得花了二十年的心血，抢救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值得。

　　1965年，我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临行的那天，乡亲们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咛：“禅福呀，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说话，让党中央晓得我们新安江移民的苦……”

　　当时，对于我一个汗毛还没有长齐的毛头小伙，我问自己，将来我究竟能为乡亲们做什么呢？我只有把乡亲们的嘱托埋在心底。

　　文革期间乱点“鸳鸯谱”，我一个学农的干起了新闻，当起了记者，但我始终牢记“机遇总是为勤奋的人创造的”这句话。

　　1988年，我被任命为浙江省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果真当了“官”。环境的变化，我更加感到水库移民问题自始至终是个“大问题”，国家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些叠加起来的一大堆难题的。

　　1989年9月，我受浙江省广电厅厅长的委托，到北京请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来浙江讲课，坦率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乡音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我们很快进入新安江移民的话题，于是我递上了自己采写的《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当时我注意着邵总编的神情，他好似眼睛一亮，很兴奋，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然后对我说：“你这个调查报告有观点、有内容，写得不错，我会把它发在内参上，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我们国家有8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水电移民，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也就不可能有快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工业……”

　　邵总编感叹：“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在心灵所受到的创伤，在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壮举要永世传承下去，可这段历史还没有人写过。”他突然问我：“要不你来写，怎么样？”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

　　天下的事也真巧，真可谓“上帝”之托，我后来竟当起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不少浙江、安徽、江西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赶到杭州向我倾诉移民的历史和今天的苦衷。再后来又机缘巧合地去负责水库移民的浙江省民政厅当了副厅长，直接接触了移民问题。最后又被聘任为浙江省政府参事，为调研、出版提供了很多便利。

　　随着采访的深入、调研的广泛，社会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一股脑儿地压在我的肩上。

　　社会的责任是为完成父老乡亲的一再重托，把移民们的苦衷告白天下人。

　　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到1954年，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当时的装机容量也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量只有15亿度。江、浙、沪电力太缺乏了，工业起步的动力严重不足，逼使装机容量达到65万千瓦的新安江水电站上马。1956年，国务院批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二个月后，在建德铜官建设新安江电站的准备工作开始启动。同年11月，淳安茶园紫峰乡芹坑村的移民开始搬迁，当时震撼世界的、全球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序幕就此拉开。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负责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领导心目中，移民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他们南征北战，打破所有的坛坛罐罐，只背着一床棉被干革命，于是就提出了新安江水库移民要“多带新思想、少带农家具”。结果出现了1958年至1960年“急风暴雨”式的移民运动。三年内，迁移或后靠了163195人。1959年5月9日至14日，每天平均迁移2583户，10289人，其中步行行军迁移每天达3624人。无产、无序的迁徙，造成大批移民倒流，他们无奈又走上了茫茫的自迁路。

　　在那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信心高度膨胀的年代，老实巴交、听话的淳安人只有服从，不会讨价还价。他们只要求找到有田种、有柴烧、能容身的地方。他们搬到了安徽，搬到了江西，搬到了福建。甚至搬到了宁夏、新疆等十多个省。大多数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搬了二次以上家，有的迁移达到七、八次，最后就是挑着一担箩筐，携儿带女流浪着。那个年代，只要哪个地方的好心人收留他们，他们就在哪里留下来。迁移、倒流、再迁移，疾病、饥荒、死亡、赤贫、纠纷、告状便是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常态。当时，许多人只拿到226元的移民安置费，最低的只有50元。我在江西调查发现，全村120人，而三、四十岁的寡妇就有11位，人们将其称为“寡妇村”；近二百人的村庄，四周没有一分田、一厘山。所以也就将其称为“孤村落”；地处山凸上苦竹坪村（纯新安江水库移民村），全村200多人，现在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我感到他们这些地处偏僻、穷山恶水的山村，或许在今后的日子里还是难以看到春天，为此，他们的心情显得特别沉重。

　　我在《新安江大移民》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说：

　　也不知翻过几座山，更不知绕过几条湾，我这个坐车从不头晕的老汉，在经历“九十九个湾”后，胃也翻腾起来了。我见到前面山岙中一片黑乎乎、黄焦焦的房子，我猜定这是新安江水库移民，连声叫停车。我下车问一位老农，这位乡音未改的淳安人说：“这地方叫资溪县石峡乡彭田村立新村小组。我们移民是够苦了，原来家住淳安县合洋乡陈斜村，1959年移到建德市大同乡。1969年3月，移到离县城40多公里的这个深山坞里。”我们在交谈时，许多妇女和老人就围上来了，叽叽喳喳也不知说什么，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从村脚走到村头一户名叫邵治章的家里，见他家的房子泥墙已像怀胎10月的孕妇，墙面已向外突出。一踏进他的房间，一股霉气扑鼻而来，见他床上草席的几个破洞中已露出了稻草，盖的还是淳安带去的老式印花被面，上面的补丁把原来被面印花几乎都覆盖住了。来到他大儿子的房间里，不足12平方的小房间，搭起两张床，一大一小，几乎把整个房间占去了一大半。邵治章老伴见到我这个杭州来的老乡，连声说：“移民来时，我一家四口，1970年造了3间房子，37年了，现在天天担心房子倒掉。3个儿子都大了，大儿子44岁，一儿一女，女儿今年考大学，儿子今年考高中，为了给儿女读书，大儿子和他媳妇到西安做面包，结果亏了2万多元钱。2004年，背了一大笔债回到家。无奈租了20亩田。这两年，他们起早摸黑干，一年下来，耕种20亩田，也只能赚六七千元钱。今年女儿如果考上大学，儿子考入高中，日子还不知怎么过。老三今年35岁了，外出打工两三年了，也没回过家，至今也没娶上亲。”

　　在调研中，我的笔记本上记上一连串发人深省的数字：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山200亩；外出打工每年80人以上。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几乎全是危房。37年来，进入初中52名，中途辍学32名，考入高中10名，至今没有高中毕业生。25岁至40岁没有讨上老婆的有8人。

　　离开这个村时，许多妇女真挚地拉着我的手说：“请你给我们带回浙江去。”我只能默默地流着泪，面对历史留下的贫困，我能做什么呢？

　　上车之后，陪同调研的资溪县移民开发局郑卫东局长又向我报了一笔数字：现在全县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3421户，14179人住在邵治章那样的危房里。

　　这是2007年采访的，这些村村落落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我估计今日还依旧过着那种艰难的日子。

　　地处浙西，徽商兴起的必然通道――淳安，曾是浙江省的甲级县，也就是当时浙江省的富裕县。新安江水库大坝形成后，新安江两岸富裕农民背井离乡，进入了无产、无序的迁徙中。富饶地方的富裕农民迁徙到全国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山区。四、五十年了，他们的生活仍在全国贫困线以下，这样大的反差，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态怎么能平呢!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有义务去为之奔走，有责任去为之呼唤。我就是要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新安江水库移民正是中国最基层的一批弱势群体的代表，国家真的要好好关注他们，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历史的责任把我带进了追溯历史的艰辛路。

　　1973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权威的一份总结报告里，在深思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教训中，沉痛写下了“目前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这一句话凝聚着多少问题，发人深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史册上永远留着一笔移民人数账。但就是这笔最起码的，而且是最应该记清的，重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人数账，负责移民工作的淳安县老领导说不清，当时建德专署的老领导也说不清，奔波在新安江水库移民中的浙江省民政厅领导也还是说不清。那些多次重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只为自己的生存，不会去理会，更无法去理会到底移了多少移民。今日问起，当时淳安究竟有多少新安江水库移民？那些有头有脑的人都会说新安江水库移民29万多人。实际不然。

　　新安江水库移民人数，现在不论是《浙江水库电站移民志》、《淳安县志》、《新安江水库淳安移民纪实》，还是《新安江水电站志》上记载不一致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数字都对，又都不对。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也进行了广泛地调查。新安江水库移民应当有二笔帐，一笔是移民实有人数帐，另一笔是移民的人次帐。实际上是二笔算不清的账。浙江省人民委员会1957年6月25日颁布的《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初步方案》中提到：据初步设计调查，水库在110米高程时，全部受淹耕地332776亩，迁移人口236893人。

　　在实施中，新安江移民安置跃入了大跃进的快车道后，安置方案一变再变，安置地点一变再变，安置时间一变再变，整个移民安置出现了失控。重迁，再迁，再重迁，安置人数谁也搞不清。像计划转迁到开化县安置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数据。但出入也相当大，《淳安县志》记载是34062人，《开化县志》记载却是35347人，而1963年浙江省民政厅和上海勘测设计院及金华地区移委会等4家单位联合调查报告记载的却是37426人。三个数字最大与最小相差3364人。一个县的移民安置人数都搞不清，安置工作怎么做？那只能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对新安江水库移民却是造成几代人的灾难。

　　这是谁也不愿，谁也不敢触及的一段尘封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没有人去追溯，它就会随着时间之水磨平一切，那将对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后代和祖先是极大的不公。

　　家庭的责任是告慰移民滑入大瘟疫后死去的壮年父母。

　　新安江大坝蓄水后，大水瞬间就满上来，前一天晚上还没有水，一觉醒来脚已踩入水中，站起来床铺就浮起来了，于是只能挑着箩筐走。就这样，大水迅速淹没了田地、房屋、山林，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的移民一时也来不及和祖宗告别，就这样离开家园，各奔东西。乡情、亲情就这样割断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移民就是水逼着他们迁走的。

　　移民时我已经十四岁，那一段历史在我青少年时代却留下了难以磨去的记忆。我家还算幸运，移得早，有那么十天半个月的准备。在书中，《我的移民路》一节中曾记述过移民前夜悲壮的二个场面：

　　妈妈把我叫起来：“你跟爸爸去看爷爷。”那时，破除迷信，香纸烛火都无处买，我带着准备路上吃的豆腐干、点心和我的作业本，摸黑去上坟。我在爷爷坟前，点着从我作业本上撕下的一张一张空白页，替代承古以来的念过佛经的香纸，擦一根火柴嘶的一声燃起一蓬火，火光是阴阳两界的信号与通道。拜了，念叨了，致歉了，我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吗？当我拍拍两膝站起来时，发现松毛岭上上下下有点点闪闪的烧纸亮光和轻轻的哭泣声，离别时那种悲戚的低鸣不断地在山谷中回旋。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爸爸一声令下“起锅”了。当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那一刹那，年过六旬的奶奶“卟嗵”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这口灶，伴随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奶奶那压抑了半个多月的情绪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

　　我们扶着奶奶走上了通往开化移民的第一步。

　　告别故乡，到了浙江开化县青阳乡，当时这里可是一个“华佗无奈小虫何”的血吸虫病流行区。一天，我六岁的小妹悄悄对我妈说:“这里跟我们淳安不一样，开化的男人怎么会生小孩的。”我妈骂着我妹：“你是傻瓜，这不是男人会生小孩。他们是得了血吸虫病。”

　　1960年，我家用国家折价来的1200多元钱建了三间半泥木结构的移民房。从此家运随同国运一样连遭不幸。住进新房，大概是太劳累了。一天，妈妈突然腹泻不止，最后拉出的是粘液和血。爸把妈送进医院，一查是急性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住院治疗虽然都是国家全包。但妈妈一天天消瘦下去。

　　那年秋收冬种后，县里血防站来我村普查，全村600多人，有400多人患上了血吸虫病。我家当时六人，只有小脚的奶奶没有感染上，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全部患上了血吸虫病。

　　新安江水库移民无产无序地迁徙，人多地少、瘟疫疾病、饥荒倒流，他们为山林、为土地、为住房、为生存不断上访。1969年，国务院同意浙江1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重迁江西省安置。我们家又随同移民大军迁移到了江西德兴三不通（不通公共汽车、不通电、不通自来水）的新屋村插队落户，住进了四面通风、曾无人住过的、潮湿的“冷屋”。半年后，母亲的病情加重，送进德兴人民医院。一查，已是血吸虫病肝硬化晚期，当时刚大学毕业在部队农场锻炼的我立马赶到医院，一见到骨瘦如柴的母亲时，我抱着母亲：“妈妈，你要坚持住，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妈妈从干燥的喉咙里发出了颤抖的声音：“我得的是死病，你是长子，一家就靠你了……”

　　我急忙赶到街上，买来了一枝人参，再进医院时，一家人已哭成一团，只见妈妈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是死不瞑目呀。

　　把母亲送上山后，回到部队农场，不到二个月，我又回家送49岁的爸爸上了山。

　　埋葬好爸爸后的那天晚上，年过七旬的奶奶向我诉说着：“你爸跟你妈一样，自从在浙江开化县医了二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不行了，特别是你妈妈去了之后，他魂魄全丢了。再说，你爸爸造房子是造怕了，现在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建房，一说起建房，他就惧怕……”接着奶奶又说：“淳安要移民前，国家也不告诉一声，我们家把解放后的积蓄在56年、57年连建了二次房，还欠了债，后来又在开化造了房。到了江西，每人264元的建房费，你妈医病医掉了2300多元，你爸爸看到全村的移民都上山砍树建房，他一到晚上就拿出那叠仅剩的400多元钱，数着、念叨着，怎么办？怎么办？他是被吓死、急死的。”

　　父母正当壮年，他们就悲愤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精神也几乎崩溃了，但一家老小的重任全压在我身上，我不能退缩，父母吃尽了人间苦，他们把我培养成大学生，要记住母亲的临终嘱托，振作起精神，承担起“长子为父”的重任，这就是我的家庭责任。

　　移民的岁月，我家遇到了不幸，但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八万多家庭里，几乎家家都可以写一本悲壮的移民史。

　　五十年了，没有任何人通过任何形式深刻表述这些移民迁离几十代生活之地的茫然和痛感。

　　邵华泽总编的嘱托，三十万移民的期望，为三十万人撰写《新安江大移民》终于铁心下定，但要真正做成这件事，实属不易。

　　我历经20多年的苦磨，上京入沪下江西，奔皖访淳去丽水，高端访谈，乡村串门，历经千辛万苦，行程路途2万多里，跨越浙赣皖3省8个市（地），走访了22个县的近200个移民村，踏进了1千多户散落各地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门槛，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悲壮的真人真事。终于使尘封新安江水库底的故事告白于天下人。 （童禅福）

　　作者简介：童禅福，男，1945年出生于淳安威坪，1969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1972年进入新闻单位。1997年担任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局长。1999年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2005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为参事。著有《一个老记者的路》。曾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广电部优秀记者和全国劳动模范。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链接：

　　关于《新安江大移民》

　　■这是五十年前的“国家特别行动”――新中国“一五”重点工程；这是五十年前的“新安江大移民”――三十万浙西人民悲壮迁徙；这是迟到五十年的报告――全景式的长篇报告文学；这是图文并茂的旧档案――全方位的如实揭秘历史。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