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手持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任命书：任命方丹为陆军第三十五师炮兵司令部高炮参谋。

　　他，出生在淳安，是一名老党员。1949年参军，经历了解放四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

　　在接受采访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我命大！”

　　他的名字叫方丹，今年81岁。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这位老党员，听他讲述了那段战火纷飞岁月里的点滴故事。

解放军攻占贺城，少年离乡着戎装

　　方丹出生于1931年5月1日，老家在威坪镇长岭村。由于父亲早逝，家庭生活非常艰苦，孩子都靠母亲一人拉扯长大。

　　“其实生活条件差一点都不要紧，最可怕的是疾病。我小时候，全村有300多户，但前后很多年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增加，就因为小孩得病之后的死亡率太高了。拿我家来说，原来有五个孩子，但是因为疾病困扰，养活的只有两个，除了我，还有一个妹妹。”说起童年，方丹有些黯然。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由于医疗卫生水平低，夏天便是疾病肆虐的季节。一场小小的瘟疫，就能席卷几个村落，击垮一群人。方丹的几个兄弟姐妹之所以早夭，大部分是因为得了麻疹（土话叫出豆）。他的父亲刚过40岁就早早去世，也是因为得了肺结核病。

　　病魔如狼虎，人命贱如草。方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平安成长，不能不说是幸运的。

　　1944年方丹小学毕业，次年报考了淳中，当时因没有考上，所以又去分水报考另一所中学，结果依然没有考上。到了1946年，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考上了淳中。

　　让方丹没有想到的是，在淳中读书期间，他不但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而且还迈出了决定人生方向的第一步。

　　“当时的淳中就设在贺城，现在已经是千岛湖水底下了。大概在1946年八九月的时候，贺城里的居民和学校里的许多师生都得了怪病，具体症状是：全身难受，饭菜吃不下，两眼模糊看不清。这种疾病出现后，县城死了好多人，居民陷入了恐慌。当时贺城流传有一句话：棺材店的老板死了都没有棺材用。由此可见当时情况之严重。”方丹告诉记者，一段时间后，他自己也得了这种怪病，身边的老师和学生都慌了。

　　“学校以为我快不行了，就通知我家人，将我抬回了家。我就在家里躺着等死，醒醒睡睡，一直过了大半年，才摆脱了死亡阴影。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么多人得这种病，是日本人之前实行的细菌战引起的。”方丹说。

　　1949年，方丹即将从淳中毕业。这年的5月2日，解放军由西向东，从水、陆两路挺进贺城。因为学校怕出现意外，学生都在老师的安排下在教室学习。

　　“解放军进城大概是在上午，当时我们还在上课，忽然听见校园的后门方位传来了机枪声，原来是解放军在接收学校的过程中，怕后门有国民党军队埋伏，就用机枪探路。很快，解放军就进入了校园，看到大家惊魂未定的样子，便连忙安慰道：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你们不要害怕，继续上课。”方丹回忆说，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形象截然不同，这让贺城的居民安心了很多。

　　几天之后，县城贴出了许多公告。其中，有军政大学的招生公告，这一公告便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报名的大多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方丹心动之下也报了名。方丹说：“当时之所以报名是基于两个想法。第一是从形势看，解放军纪律严明，非常得人心，必定会席卷天下，跟着解放军有前途。第二是我的家庭条件艰苦，淳中毕业之后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就这样，方丹成为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四总队第一期的学员。

　　参军之后，方丹在兰溪学习了2个月时间，然后转到南京继续学习。在兰溪，他第一次穿上了军装。他说：“因为参军的人多，军装就不够了。我们当时穿的是国民党那里缴获的衣服，帽子是解放军的八角帽。那一年，我才19岁.”

参军第一年，头戴八角帽。

战场剩勇追穷寇，红旗漫卷入重庆

　　1949年，解放军在国内战场上气势如虹，国民党部队节节溃败。在经过四个月的学习训练后，方丹和他的战友们走上了战场，来到了湖南和四川的交界处，参与了解放四川战役。

　　“当时我们的装备是这样的：一支汉阳造的步枪，四个手榴弹，几十发子弹，一个背包，里面有干粮和急救包。因为国民党部队完全失去了士气，所以我们在正面战场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方丹说。

　　接下来，方丹向记者介绍起了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情况：“当时国民党的兵主要由兵痞和农民组成。兵痞子是老油条，他们参军的目的是为了混口饭吃，基本上是今天参军拿军饷，明天就当逃兵，等手上钱花光了，又去当兵，最会见风使舵，战场上形势一不对，马上撒丫子逃。后者是农民兵，基本是从各地抓来的壮丁，他们本身就厌恶战争。至于他们的军官，也不会让士兵拼死抵抗，因为一旦手下的兵打光了，他们就死路一条了。这样的军队素质，自然是不堪一击。所以每当两军一接触，对方就溃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卖力追。”

　　虽然战役呈一边倒的形势，但是方丹还是遇到了战场上的第一次危险。

　　“因为敌人跑得快，我们也疯一样跟着追，一天要行军一二百公里。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追赶敌人，前方忽然响起了一阵机枪声，一串子弹向我们射来，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我身边的一位战士被子弹扫中了，他倒下后，一声不吭就死了。我是幸运的，前方恰好有树干和石头挡住了子弹，这才躲过了一劫。”方丹说，这次经历让他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

　　正因为方丹上过真正的战场，所以他对现在有些战争影视片的拍摄不以为然。“现在有些电影、电视拍得有点不靠谱。举个例子来说，当年大家使用的步枪杀伤力可以达到100米开外，手枪的杀伤力在50米之内。现在有些电视里，居然有手枪屡屡打下飞机的场景，这简直是个笑话！”

　　1949年12月，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重庆。接管重庆后，解放军成立了军管会，方丹被编入了重庆警备局，负责地方的安全保障。

　　“在解放战争后期，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并不可怕，最让我们头痛的反而是草匪。这些草匪大部分由国民党溃败部队组成，他们落草为寇，盘踞在地势险要的山区，脱下衣服是土匪，穿上军装就是部队，到处骚扰作案，很是难剿灭。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在了剿匪战场上。电影《湘西剿匪记》放映的就是当时的情景。”方丹这样说。

　　在重庆警备局待了不到一年时间，方丹和他的战友奉命参与到了成渝铁路修建。还没等这条铁路修好，在1950年底，方丹又接到了新的任务。由于朝鲜战场局势恶化，方丹所在部队开始奉命备战。这一次，方丹成为了一名炮兵。

第一次穿新式军装

随军跨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历生死

　　1951年4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五次战役阶段，方丹所在的第十二军进入朝鲜参与作战。在朝鲜战场上，方丹和他的战友遭遇了严峻挑战。

　　“刚刚进入朝鲜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这里根本不像是人间，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废墟，几乎看不见完整的房子。朝鲜的天气也非常冷，晚上的温度都在零下十几度。当时无论新兵、老兵都没有在极端气候下作战的经验，随着战争的进行，大家因此吃了不少亏。”方丹感慨地说。

　　严寒气候带来的最大难题就是行军作战不方便。由于是野战炮兵，每个人要带的东西很多：大衣、棉衣、棉被、一支步枪、100发子弹、4个手榴弹、一把铁锹、一把铁镐、一个星期的干粮，鞋子和换洗衣裤。方丹说：“我所在的班是炮兵的观察班，必须携带一些炮弹和专门测量器械。这些器械本来是由马驮的，后来马死了，我们只能自己用肩膀扛。而一枚炮弹就有二三十斤重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减负’。军用器械自然不能丢，我们只好把棉被等东西扔下。”

　　棉被等御寒物品丢弃了，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怎么睡觉呢？方丹和战友们想出了一个法子：把两件棉大衣连在一起当被子，两个战士一起睡。

　　炮兵观察班必须跑到战斗第一线，观察敌人动向，利用测量工具算好炮击的角度，然后指挥炮手开炮，因此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在1951年5月，我们十二军奉命北撤，敌人利用现代化交通器械沿着公路追击，想形成一个包围圈，而我们必须从这个尚未封口的‘口袋’里跳出来。在撤退时，我们经过一条封锁线，而那里只有一个山口。为了封锁这个山口，敌人过几分钟就炮击一次，此外还时有飞机来轰炸。我是观察班的班长，就要求战友先穿过这个山口，自己来断后。不巧的是在我穿过这个山口的时候，身后落下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离我是如此之近，大概只有三五米距离。我想，这次要完了！炸弹的爆炸声太响了，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听觉，整个人被气浪掀翻出去好多米。让我想不到的是，除了皮外伤，居然没有被弹片扫中，奇迹般地捡回一条命。”方丹表示，虽然那一次大家都很幸运，但是幸运之神不可能次次光顾。他所在的班当时有10人，可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只剩下了6人了。

　　“有一次，我们班在战斗后独自去打扫战场，大家正兴奋地清点战利品，不料副班长不小心踩到了地雷，两腿在一声巨响中当即‘报废’了，我们都惊呆了。回过神来后，我们马上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拼命往战地医院方向跑。这个副班长是个胖子，有160多斤重，我和另一个战士，每人体重只有100多斤。我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才找到大部队。停下来后，我们两人累垮了，直接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朝鲜战场上险象环生，虽然对于生与死，方丹和他的战友都已经看得很淡，但是对于战士受伤后所承受的痛苦，总感觉不忍目睹。

　　虽然战场上步步危机，但是所有战士依然斗志昂扬。方丹和战友们躲着炮火不停穿梭在前线，时刻寻找着攻击目标。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支打着联合国旗帜的部队。我们在山坡上发现他们有好几辆坦克，坦克外面还有好多人。看到这个场景，我们兴奋了，在不引起敌人发觉的基础上，我们用仪器算出了炮弹轨迹，然后对准他们开炮。一阵巨响后，坦克外面的许多人倒下了，那几辆坦克转屁股就开溜。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当时的火炮只有山炮和榴弹炮，这种炮弹对坦克根本不起作用，能把对方吓跑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随着战事推进，方丹和战友们遭遇了另一个难题：吃不饱。进入朝鲜之后，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对口粮估计不足，大家都只带了7天的口粮。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敌我多次进行穿插，相互之间不断转换包围和被包围角色，许多部队在坚守阵地时难以脱困，粮食吃光了，只好想法子找树叶和草根来填肚子。“当时我们吃的树叶可不是绿的叶子，而是那种落下来的干巴巴的枯叶。那玩意一吃就想吐，但是为了活命只好往肚子里塞。这些东西吃多了还有副作用，最典型的是夜盲症。在我们炮兵里面，70%的人都得了这个病。”方丹这样告诉记者。

　　1952年，朝鲜战局进入稳定期，根据军事部需要，方丹和战友返回了祖国。

光荣加入共产党，援越痛击空中敌

　　回国之后，方丹在部队的安排下继续进行学习深造，开始系统学习了炮兵的相关知识，对炮兵作战的理解日益深刻。

　　1955年，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方丹被授予了少尉军衔。随后，方丹被调往35师司令部担任高炮参谋。高炮，在当时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打飞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防空实力不强，国民党的美制飞机常常来我国上空侦察，有时候还会散发反动传单。方丹所在的35师承担起了保障国土上空安全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们到许多省份驻扎过，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许多省市，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56年，方丹迎来了人生当中的又一件大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当时那个年代，全国解放的时间还不长，国家面临了许多挑战，为了防止敌对分子混入，对党员的管理非常严格，虽然许多人都很想入党，但是因为政治审核等方方面面的要求很严格，所以入党非常不容易。”对于自己能在当时入党，方丹充满了自豪。他告诉记者，不同年代的入党程序差不多，在那个年代，入党也需要先自己提出申请，然后介绍人找你谈话，之后经历写入党申请书、支部通过、各项审查、学习党的理论、考察期、预备党员、正式转正等各项流程。

　　方丹本以为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解放军应该难有战事，自己也将难以再走上战场。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抗美援越战争随之打响，他再一次受到了祖国的召唤。

　　“抗美援越战争打响后，中国向越南派遣了志愿兵，主要是炮兵和工兵。前者是保护越南领空，以及机场、城市的安全。后者是修路。我所在的部队性质是炮兵，所以也再次奔赴前线。但是和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不是战斗在第一线，而是在后方。我们的部队到达了越南的安沛，任务是守护当地的机场。当时敌人的飞机几乎天天来，他们的目标除了炸机场等重要地方外，还要炸雷达。美国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只要我们的雷达一开机，他们就能很快检测到，然后会派飞机来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雷达站的工作人员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在越南参战期间，我们也有一些战友牺牲在敌人的导弹之下，但是所幸的是，我们都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方丹说。

　　在当时，越南非常贫困，中国的志愿兵部队不但在战场上帮助他们，而且还时常在生活中帮助附近的越南百姓。

　　方丹和战友们空闲时做得最多的是为越南人理发。方丹说：“越南人生活艰苦，我们就免费给他们理发。由于我们也没有正规学习过理发，平时理得最多的是短发，所以理出的发型算不上好看。即使这样，越南人还是非常感激，我们每次为他们理完发后，他们都举起大拇指说，‘海惯！’这是好的意思，是夸奖我们的手艺。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

　　在1966年前后战斗中，中国高炮部队击落了大量美国战机，沉重打击了对方空军部队，为越南军队的地面作战提供了有效帮助。1967年，抗美援越战争进入新阶段，战争激烈程度开始下降，根据作战人员的轮换安排，方丹奉命返回。

　　从抗美援越战场上返回后，方丹终于结束了南征北战的日子。

　　1970年，方丹到高炮75师担任作战训练科副科长。后来，他成为了南京军区高炮射击场的副主任。1982年，方丹正式转业，返回家乡工作。

尾声：他心中已无畏惧！

　　回忆起军队中的生活，方丹至今感慨连连。他说：“参军30多年来，我参加了不知多少次战斗，经历了九死一生。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经历的危险每次都不同，但是命运之神却数次光顾了我。比如有一次，因为地势和天线的原因，我们的炮兵团司令部遭到了雷击，一阵天雷响过，司令部的人倒下了一片。救援人员赶来后，发现许多干部当场就死了，我是被抢救回来的。我们部队里的人常常说，战场上被雷劈死，算得上是最快活的死法。为什么呢？因为被雷击后，整个人会麻痹掉，看不到，也听不见，更没有痛苦。但是，毫无疑问这可是最冤枉的死法。”

　　接下来，方丹还谈到了身上的伤病。出乎记者意料的是，方丹参军30多年来唯一一次受伤还不是敌人所致，而是自己不小心造成。“那次受伤是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敌人拥有制空权，白天行军很容易受到攻击，我们都是利用夜幕掩护行军的。有一次因为连夜急行军，大家都昏昏欲睡，在行军时，我不小心将脑袋往前面的战士身后一斜，因挨得太近，没想到这位战士的刺刀恰好刚刚摆过来，我的眼角就被刺伤了。”方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眼角，记者在那里看到了一条清晰的疤痕。

　　方丹回家乡工作后，因受军队习惯的影响，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在1991年到2008年之间，他常常和朋友一起在千岛湖中游泳，以此锻炼体魄，他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78岁。

　　当记者问起方丹现在的身体状况时，他爽朗地笑了：“我现在81岁了，前两年得了癌症，挨了两次刀，现在身体还行。像拥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曾经与‘死神’亲密接触过好几回了，好几次都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所以我心中已经没有畏惧，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记者　方俊勇）

千岛湖新闻网　责任编辑：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