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山东省东平县，许多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听者是老同志，肯定会联想到一个词――南下干部。

　　1949年2月，根据上级组织安排，东平县组成了南下工作总队第七中队。该队的73名成员冒着纷飞战火，历时三个月，千里辗转来到刚刚获得解放的淳安县，接管了全部县务。这些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有的病倒在淳安土地上，有的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有的为淳安奉献了整整半辈子，为地方的重建和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期百姓叙事的主人公，正是这批干部中的一分子。他的名字叫张中亭。

战斗在北方

　　张中亭出生于1926年9月，老家在山东省东平县彭集镇�庭村（现后亭村）。山东人生性悍勇，张中亭的家乡距离《水浒传》中的“梁山”非常近。

　　“我们村子在以前可是一个大村。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就有1万多人，在南方是很难想象的。村子分15个保，每个保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行政村大小。我家共有兄弟7个，我是老大。”张中亭说，当时村里识字的人并不多，他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

　　张中亭的祖辈在村子里虽然是客家姓，但是却很重视教育。小时候，张中亭就在私塾里念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到稍微长大一些，就读《论语》、《孟子》，但是这两本书只读了一半就被打断了，因为日本兵来了。

　　“为了躲开日本鬼子的扫荡，他们每次来我们就逃难，几个月就要折腾一次。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村子周边就有八路军开始活动了。最先来的是八路军的115师东进支队宣传队。他们来到村里后，就在墙壁上写各种标语。比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之类。” 张中亭说。

　　等到稍微长大，因为识字的缘故，张中亭成为了村里的文书。这个时候，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八路军115师和几个兄弟部队来到东平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当地百姓都称其为“动委会”。

　　1944年冬天，动委会决定派人去县四区学习，学习的地方叫“三套”。“三套”地处大山区，里面有三个村，分别是上套、中套、下套。其中，党训班在上套，学员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该班主要是培养党内干部。政训班在中套，培养的对象是入党后备干部，主要为党提供新鲜血液。武训班在下套，培养的对象是军事作战人员。张中亭是村里文书，就进了中套的政训班学习。

　　“我本来1944年就能入党了，最终被鬼子搅乱了。”张中亭说，由于“三套”的培训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终于有人向外面传出了消息。很多人说，不得了啊，“三套”里面八路军的学校很大，专门培养抗战分子！汉奸听到消息后，就去报告了日本鬼子。

　　很快，日本鬼子派出了一个200多人的战斗部队，对“三套”进行扫荡。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张中亭和其他同志正在吃早饭。“我们正捧着碗在吃小米饭，附近突然响起了剧烈枪声，许多学员没有战斗经验，惊得双手一抖，碗都摔在了地上。八路军的首长马上就下令下套村的武训班进行抵抗，掩护其他两个班的人撤离。”

　　经过日本鬼子一闹，张中亭推迟到了1946年才入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东平县政治工作室干事郑毓汉。后者也是南下干部之一，曾担任中共淳安县委宣传部长。

　　从武训班结业后，张中亭加入了地方武工队。1946年到了山东七区工作。1947年12月参加第二批整党学习。1948年5月，学习结束后，调到了支援前线指挥部，担任东平县支前指挥部出纳。

　　“那个时候正是淮海战役前夕，我们的工作是提供后勤保障。淮海战役从11月初正式开始，打了65天，东平县出给养粮草150万斤、民夫5000人、常备民夫1500人、担架300副，发动全县妇女磨面碾米，做军鞋，昼夜不停。”张中亭说，在这期间，他还遇到了一件记忆深刻的事。

　　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发行了自己的通用钱币，叫北海票。所谓北海票，就是北海银行印的钱。当时国民党印的钱叫金圆券，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解放区统一换用自己的钱，开始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这时张中亭接到命令，去王瓜店领取北海新币。

　　“北海币不是按照面额点数，而是点包论斤。东平县一共分到了5包钱。每包钱重30斤，一共就是150斤。这是一笔大钱。”领了命令后，张中亭骑着自行车，从北海银行领取了这些钱。在回来路上，骑了15里，车轮胎爆胎了。“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岭用工具补上了轮胎，骑了10里，轮胎又破了。”张中亭急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他走过一段路，来到了附近的屯头村，找到了村长。为什么不找村党支部书记呢？很简单，当时共产党纪律严格，党员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就连自己的妻子、父母也不能说。所以张中亭并不知道该村的书记是谁。

　　幸好，村长是个可靠人。他安排了民兵整夜看守这批钱，让张中亭在村里休息了一夜。张中亭全身都是汗，又困又乏，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张中亭发现村里的民兵还在一丝不苟站岗，心中非常感激。告别了这批善良的人们，他继续向东平县进发，一鼓作气将150斤的北海票运到了本县的金库。

　　有了北海票之后，筹备各种物资就更加方便了。可就在张中亭最忙碌的时候，他接到了南下的命令。

　　“一个通信班战士找到了我，他告诉我，组织上安排我立即南下。我说手头还在准备大军作战的粮草呢！对方说，这些组织会派人接手的，要求我当天就要做好准备，连夜要出发，天亮就要赶到县城集合。”

　　“我出发前也没啥好准备，就想和母亲打个招呼。回到家里，和母亲说了南下的事，不料她听了后‘哇’地一声哭了。母亲哽咽着说：‘我已经晓得你参加共产党了……你南下后，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这五块大洋，放身上。’母亲边哭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往我怀里塞。我眼圈顿时红了。我说行军路上不用花钱。母亲打断我的话说：‘万一长江过不去，你有急用，这些钱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只好含泪接过，走出家门的一霎间，狠心别过头，心中五味俱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中亭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慈母的泪花，就这样永远印在了张中亭的心里。

千里辗转南下

　　回到县城后，张中亭参加了东平县的南下干部会。当时东平县的南下干部被编成了第七中队，共有73人。而附近肥城县的干部被编成了第六中队。

　　出发前，山东省七专区张跃南专员在欢送会上说起了面临的新形势。“他说解放形势发展之快让人难以预料，为了接管南方一批即将解放的县市，组织上将安排山东的干部南下开展接管工作。而且毛主席也发出指示，干部南下准备工作，不要做得太充分，不要太完备，先走了再说。”张中亭回忆说，这次欢送会的时间是1949年2月22日。这一天，在东平书院还拍了一张“东平县政府机关欢迎南下干部摄影留念”的照片，张中亭至今保存。

　　2月23日，张中亭和其他同志步行来到了泰安地区北部的一个小火车站，乘坐运煤炭的火车往南。上了火车后，天空忽然下起了毛毛细雨，整个车厢都笼罩在了迷蒙的烟雨中，既看不清前方的路，也看不清火车到底驶向何地。大家在雨中相互依偎，感受着渐渐浓郁的乡愁，最终沉沉睡去。

　　“一夜之后，我们在藤县车站下车。被雨淋湿的棉衣，已经吹得半干了。我们在那里住了5天，然后继续乘火车前进至临城。这是南下期间，唯一没有步行的一段路程。”张中亭说。

　　在临城，第七中队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接受了长途行军教育和行军知识介绍，重点是入城守则，组织上还对南下的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要求大家转变游击作风，适应战略新形势。

　　1949年3月5日，根据指挥部统一安排，张中亭所在的第七中队上交了棉鞋、棉大衣，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装，带着插满了枝条的伪装帽，开始轻装向南方行军。

　　“我们沿着古代运河南下，每天行军四十里左右。由于很多地方刚刚解放，存在零星敌人，加上一路要防止敌人飞机轰炸，所以走得非常谨慎。”张中亭介绍，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先到淮阴，再到淮安，然后到鄱阳湖，辗转到宝应，之后到高邮，再到扬州。一路行军虽然很疲惫，但是因为解放军的大小捷报不断，大家精神都很好。特别是到了江南之后，作为北方人更是对许多事物充满了新奇。

　　4月23日，张中亭他们终于来到了长江附近。“长江快到了！从前面部队传来了消息，我们都精神一振，加速前进。到了长江边上，大家觉得视野一下子变宽了，苍茫的长江上，停放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场面异常壮观。”张中亭说，大家很快上了船。进了船舱，带队同志宣布了命令，一旦有敌机来轰炸，不能说话，船上有两挺高射机枪，专门对付空中的敌机，别担心敌人飞机接近。

　　张中亭说：“我和七中队班长高笑山（后来担任淳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坐在窗口处，看到了很多稀奇的事。比如沿岸有许多野生的江猪在江水中翻上翻下，跟着船走。另外，我还开玩笑说，小时候常看白蛇娘子水漫金山的戏剧，现在金山寺就在对岸，过了长江后如有时间，就去看一看。”

　　可是过了长江，我们却得到命令，要求马上吃饭，饭后立即行军。当时军令如山，我们都只有执行的份，只知道这是上海地下党传来的情报，说敌机将来轰炸。

　　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摸黑前进，走进了一片水洼地带。我们走啊走，走了整整一夜，天色渐亮时，大家都吃不消了。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村庄，大家就决定休息一下。我们直属班找到了一个废弃小院，我们正想躺下睡，不知哪里冲出了一群猪，用手电筒一照，它们冲我们咕咕直叫。虽然地上猪粪、鸡粪很多，但是我们也顾不得了，躺下就睡着了。

　　睡醒之后，我们找到当地村民一问，才知道我们整整一夜时间仅走了20里路。怎么会这样？我们吃惊之余才发现，队伍里的向导不见了。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个向导是个特务，晚上一直故意带着我们绕圈。

　　过了长江之后，一路行军，我们看到了很多国民党部队士兵丢弃的装备。有卧车，有军用卡车，也有其他装备。这些车辆有的四轮朝天，有的完好无损。兵败如山倒，这是国民党部队当时的真实写照。

　　“经过一番跋涉，我们来到了苏州太湖。这个时候，带队的决定找一条船来，大家乘船沿江南下。可惜船开了不到30华里，撞上了一个大桥墩，进水了。大家只好手忙脚乱地从船舱里跳出来，继续走旱路，从宜兴前往丁蜀镇。”张中亭说，宜兴是有名的“陶瓷之都”，但是他们行军经过时，在当地没有发现一个完整的瓷器。所有陶瓷都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

　　几天之后，第七中队的成员进入了浙江长兴县，然后来到了杭州市的拱宸桥。

　　“杭州刚刚解放，当地的景象非常冷清。我们走在街道上，商人很少，只有银元贩子到处乱窜。当时国民党的货币体系崩溃了，人民币还来不及取代金圆券。这个时候，大家都用银元，还有铜板。被人洒落的金圆券就像秋天的落叶一般随处可见。”张中亭说。

　　一个星期后，在5月17日，第七中队来到了桐庐，和坚持地方武装斗争部队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休整了一会，大家翻越了乌龙山，来到了建德县城梅城镇。

　　“我们南下的目的地终于揭晓了。5月20日，我们根据大部队命令，第七中队开赴淳安，接管当地县务。而肥城县组建的第六中队，负责接管遂安县。”张中亭说，7天之后，也就是5月27日，第七中队抵达了终点站――淳城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淳安县委员会和淳安县人民政府。

　　回想起这段曲折的南下历程，张中亭写了一首诗：路一程，水一程，千里行军足未停。镇江喜相迎。日匆行，夜匆行，杭州五月接命令。西进去梅城。

初抵淳安灭悍匪

　　抵达淳安，不是南下的结束，而是南下工作的真正开始。

　　第七中队到达淳安后，当天就传达中共浙江省委文件，宣布中共淳安县委成立，县军管会随即撤销。次日，淳安县建立港口、茶园、桥西、城区、威坪等五个区中共区委和县人民政府区公所。张中亭根据县委安排来到了港口区工作。

　　“港口是淳安县重镇之一，民风淳朴、商业发达，是新安江沿岸货物集散地，有‘金港口’之称。当时的区委书记是程建伦，区长是马存龄，我是区委委员、粮库主任，石荣锡是农会主任，王广茂、李平田是区委委员。不久之后。原金萧支队的吴整、邵云也来报到了。不过邵云在七月份叛逃参加了土匪。”说起当时港口区面临的严峻形势，86岁的张中亭一脸严肃。

　　淳安刚解放，土匪非常猖狂。8月初，根据县委要求，所有区中队武装力量并入县大队，防止敌人里应外合。8月下旬，12军某团奉命调离淳安，由25军73师的一个团来接防，准备清剿土匪。就在这换防间隙，威坪区土匪头子徐震东打着“青年救国团浙皖边区游击纵队”旗号，联合港口区土匪头子汪维新等人，对港口区委、区公所发动了攻击。

　　“港口受攻击是9月2日（农历七月初十）。徐震东他们的计划是，在前一天乘着黑夜赶到港口，包围了区政府。第二天拂晓展开攻击，活捉所有区里的南下干部，同时对港口镇的商店进行洗劫。”张中亭说。

　　在土匪们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因为根据先期侦查，他们发现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很薄弱，没有机关枪。可是，这一切却因前一天张中亭接到的一个电话而改变了。

　　“土匪突袭前一天，县政府的秘书张立刚给区委打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说解放军37军在淳安留下了5挺机枪，每个区可以分到一挺，要求次日吃了早饭就去取。我把情况向区委书记汇报，大家很高兴，老曹同志尤其激动。老曹是原37军的机枪手，当过班长。他等不及了，当天吃了晚饭，就去县城把机枪扛了回来。扛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晚上8点。”

　　“回来后，老曹连夜点上了煤油灯开始擦枪，然后约我第二天一起去试机，说为了不浪费子弹，决定用来打鱼，港口新安江中的鱼儿特别肥呢。走出了老曹房间，我去老王房间转了转，老王是炊事员。我告诉他明天估计有鱼吃。他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说这江水泡茶不好喝，煮鱼也不行，打算明日去港口小学附近的一个井里挑几担好水来。”张中亭说。

　　谁能料到，土匪攻打港口的故事就因这些细节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刚亮，老王去挑水了。在距离井80米处，被土匪发现了。土匪以为区政府发现了他们，采取了主动进攻。放哨的土匪一激动，就开了枪。听到枪声后，老王把水桶一丢，飞一样往回跑。

　　“当时我和区长马存龄他们住在周王庙。听到枪声后，大家都一骨碌起床，纷纷检查身上的枪支。这时老王也回来向大家汇报了情况。根据区长指示，我马上打电话给县里，刚说了句‘港口被土匪包围了’，电话就被土匪切断了。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先不开机枪，观察一下再说。”张中亭回忆说。

　　攻打港口的土匪有两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港口镇。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人开枪，只留出了西面不见动静。土匪也讲兵法，这“围师必缺”做法说明他们已经布置好陷阱。西面过去是苍峰村，只有一条路，而且直通到县城和新安江。如果走这条路，很可能半路遇袭，也只有跳江的份了。

　　“我们分析，区委委员王广茂去妥桥乡没有回来，李平田同志得了疟疾，已经三天没有下床吃饭了，石荣锡同志有气喘病在身。而且一旦突围，港口的商店就要遭殃了。所以我们决定坚守。我把头探出窗口，迎来了一梭子弹，打在头顶的墙壁上。老曹一把拉回了我。”张中亭说，老曹是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看到西面的敌人已经越来越接近。老曹端起了机枪，朝着西面打了一梭子弹。那里马上响起了土匪的叫骂声，他们一边狼狈逃跑一边骂道：‘他妈的！昨天到底是谁负责侦查的？！不是说区政府没有重火力吗？怎么忽然有了机枪呢？’我们听了暗暗庆幸，幸亏昨晚老曹就把机枪扛了回来。老曹分不同方向还击，让对方分不清我们到底有几挺机枪。土匪自觉情报工作大大失误，也不敢豁然强攻。”张中亭说。

　　10分钟后，土匪烧着了区政府在杨家桥头的临时仓库，烧毁了准备运往上海的3万8千斤粮食。看到烟火，大家都很担心。

　　“到了中午，我们估计敌人要不发起新攻势，要不打算拖到夜晚。正在分析中，门口有敲门声，一问是镇上的一个积极分子前来报告。他说：‘大部队来支援我们了！’大家听了顿时惊喜交加。”张中亭说。

　　这支部队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是安徽省12军的一个连，主要负责运军粮到上海。经过港口东门2公里路的时候，听到港口方向有枪声，于是连长马上命令所有战士跑步前进，过来看一看。这支部队来了后，不但用枪还击，而且抬出了迫击炮，对这股土匪开了两炮。土匪们顿时傻了眼。

　　在这群乌合之众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有炮！逃啊！这些土匪就一哄而散，狼狈逃窜了。

　　港口保卫战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不久后解放军25军73师剿匪部队进驻淳安县，开展剿匪工作，采取了夜晚查村庄、堵路口等方式，县内土匪就往富文清平源方向逃窜，土匪头子徐震东最后被击毙。港口区的土匪头子汪维新被捕之后，县人民法院于1949年10月在妥桥乡召开公审大会被处决。

　　到10月底，淳安境内土匪武装被清剿瓦解。对远道而来的南下干部和全县人民来说，淳安的天空已乌云散尽，最艰难的时候就此度过。淳安的发展，正等待他们大显身手。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方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