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是何处人？他缘何对浙江的杭州地区，特别是淳安县的人文历史、山川地貌、方言口语如此娴熟，并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到《水浒》素材中去。这不得不让读者相信，施耐庵不但是杭州人，而且对淳安本地的人文故事、乡风民俗了如指掌。

　　本文试以《水浒》一书中所涉及的有关淳安的人文历史，地理描写，及其书中大量运用淳安方言土语中寻绎《水浒》作者施耐庵与淳安的关系所在。

　　（一）

　　《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不仅对古睦州，尤其是在淳安的地形地貌、田园风光、路径村落、山岗溪流十分熟悉；而且对淳安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姓氏关系、社会风俗均有深度的了解。使他在撰写《水浒》一书时，对如何运用和取舍素材把握得十分得当。

　　宋江大战乌龙岭，被郑魔君妖法所困。在昏迷中见一英俊秀才，很礼貌地将宋江扶起，并对宋江说：“小生姓邵，名俊，土居于此。今特来报知义士，方十三气数将尽，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与义士出力，今虽受困，救兵已至，义士知否？”宋江问道：“先生，方十三气数，何时可获?” �秀才把手一推, 宋江忽然惊觉, 乃是南柯一梦。

　　邵俊就是唐贞观处士�仁祥，字安国，又名俊。这个生活在淳安深山区�林村（今富文乡）的穷秀才，从唐初至明末的一千余年，一般的淳安人也不太了解他，而施耐庵却对其生平事迹十分清楚。有关邵秀才被害致死的原因，《淳安县志》与《东陵邵氏宗谱》的说法不一。而《水浒》的作者采用了《淳安县志》之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选择，是出于《水浒》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必然。历史文艺作品，要求故事的梗概必须依傍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又表明，作者施耐庵对淳安的历史人物、志书典籍非常通晓详明，熟悉理解。

　　关于方腊的出生、习惯，在淳安当地有两种说法，社会流传，普遍认为，方腊是淳安人，是淳西桂林方氏的后裔，具体说，是方有常的本家人。尽管桂林方氏后裔对外不承认，方腊是其本家，推说方腊是“歙人”， 是其先人方有常家的佣人；但对�却又承认方腊也是他们的先人。自方腊起义失败后，今威坪方宅上村的祠堂里，�年腊月三十夜都要举行祭祖活动。在这个祭祖仪式上，桂林方氏却在宣读祖宗名号时通称：“有常��腊公”。 这种祭祖仪式，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桂林方氏这种矛盾的做法，究其原因，是封建社会的“诛连法”所致。

　　施耐庵在《水浒》一书的取材上，采用了桂林方氏宗族对外公开的说法，则方腊是“歙人”， 请看《水浒》一百十回写道：“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这是《水浒》一书的性质需要，也是出于对方氏后裔的同情和慰藉。当然，淳安原属古歙地。方腊是歙人，也是通达的。

　　同样，关于方腊为谁抓捕的，也有两种说法，社会上流传方腊在岩洞中被武松抓获，有一出戏，叫做《武松独臂擒方腊》可以为证；但淳安方氏宗族耆老相传，方腊是被鲁智深在草庵（又称石板庵）擒获。无独有偶，施耐庵在《水浒》一书中同样采取方氏宗族内部的传说。并非社会上流传甚广之说。显然，也是基于《水浒》本身就是历史与文艺的交叉，也就是说《水浒》这本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它是一部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要求其主要历史梗概是真实可查的，同时也是尊重淳安地方风俗的需要。方腊起义被镇压之后，方氏宗族就是方腊起义的当事人，当然方氏宗族中有关方腊起义的事实传说，要比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经过许多人加油添醋的材料要真实可靠的多。要比社会上的反响更为深远。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说：乃是因为“在方腊的故乡，方氏是一大家族，其他宗族无一与之抗衡……如果有哪一宗族敢于置方氏宗族的禁忌不顾，公开地传播《武松独臂擒方腊》的故事，那么方氏宗族就会兴师动众地前往问罪。”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偏颇。考绎淳安历史，不光是方氏不准演《武松独臂擒方腊》，陈氏宗族也不准演《铡美案》，潘氏族人禁演《潘洪摘印》。如一九四八年农历十月，县北桥西镇上潘氏祠堂里演重阳戏，戏名叫做《告御状》，引起了潘氏家族的不满，愤怒的潘氏后裔砸了戏台，打伤了演员，追究点戏者的责任。其时点戏者不知道《告御状》就是《潘洪摘印》的另一个别名，实出误会。此事过候，点戏者方志瑞三年出门不敢在桥西街上走。

　　方氏起源方山（今杨州），迹肇河南（今洛阳），甲兴青溪（今淳安）。方氏自立姓以来，簪缨蝉联，寇盖相望，名公巨卿代不乏人。方氏是中原望族，具有浓郁的古老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公元五年迁来淳安以后，他们的祖先把丰富多彩、风格感人的民族文化带到了新安江畔，与当地的土族和南来北往的其他氏族生产、生活在一起，交融在一起，使传统的民族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保留，又有创新。组成了形式多样、�容丰富的新安文化，即淳安文化。方氏先贤方孝孺曾说：“国俗之所兴，由乎一乡之俗；乡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方氏家族的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之风，至今在淳安犹存。当然耕读传家，是中国的国风。

　　奈何到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方氏家门不幸，出了方腊，全族尽受诛连，政府戕越，他族歧视；家谱没官，祖坟被毁；方氏宗族，痛心疾首。这种心情得到了《水浒》作者施耐庵的同情和理解。这种同情和理解，在《水浒》一书，近十回的征方腊中，字里行间时有流露。

　　（二）

　　淳安百姓根本不愿意让方腊死去，《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也不情愿让方腊死去，甚至于不愿意让方腊就擒。请看方腊在石板庵（草庵）被擒一段的描写：鲁智深自乌龙岭大战中失踪，直赶入乱山深处。迷踪失径，迤逦随路寻去，正到旷野琳琅山内，�遇一个老僧，引领洒家到一处茅庵中，嘱咐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间等候，但见个长大汉，从松林深处来，你便捉住。”夜来望见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间山径路数是何处。今早正见这贼爬过山来，因此，俺一禅杖打翻，就足来绑，不想正是方腊。鲁智深并未与方腊正面交过手、谋过面。他认得方腊其人的外貌长相吗？他捉住那个“长大汉” 真的就是方腊吗？

　　在《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一书的《贵耳集》中写道：黄巢后为缁徒，不久逃往外夷，而“方腊旧名朕，此童贯改曰腊，后亦不知所终，就擒者非腊也。”

　　《宋史》载云，方腊在东京是“腰斩”的，而施耐庵在《水浒》中却写成是“凌迟”处死。“腰斩”是死，“凌迟”也是死，等死。但后者之死，要比前者之死要文明一点。可见施耐庵的良苦用心。历史小说要求主要的历史梗概可查可考，但《水浒》毕真是历史与文艺的交叉，该戏说时，也得戏说。作者在篇末的《哀挽》诗中已作说明：“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笔者中学时代的老师方义塘先生，他是今威坪镇方宅上村人，是“桂林方氏” 即方有常的后裔，他生前曾经对学生说过有关方腊起义的几件事：

　　其一，传说方腊并未死，逃到国外去了。这也是淳安百姓的一种愿望。

　　其二，方义塘先生少年时代，曾经参加过大年三十夜方宅上宅祠堂里的祭祖活动，亲自听到读祭文的长者大声读：“有常公��腊公。”族中规定，参加祭祖者必须具有高小文化以上水平；祭祖时，祠堂周围有方氏后裔把守着，不得让族外人氏参与，或偷看、偷听。

　　其三，《水浒》一书中说的河北田虎造反，田虎三兄弟其实不姓田，而姓方，田虎、田彪、田豹、方顺，都是方腊的残部，后来转移到河北、辽宁一带继续斗争。今辽宁省居民中姓方的人口较多，乃至于韩国至今姓方者超过十万。其原由在此。方义塘先生说这番话的依据是，他解放后曾经在山东革命老区某县担任过文教局长，一次出差到辽宁，在火车上看到过一册《方腊造反》（辽宁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中谈到上述事情。

　　又及《水浒》的作者在该书中处处流露出褒方（腊）贬宋（江）的情结，亦与淳安的百姓，特别是淳安方氏后裔的民情民意完全一致。

　　方腊被擒，将士被杀，大家都无怨无悔，堪称英雄豪杰；而宋江和跟随宋江的那些还活着的将士们，处处流露出后悔与内疚，都不愿意跟随宋江回京封官荫子，借故离开宋江，有的出家为僧，有的逃亡国外；而最可悲者，莫过于宋江本人，落得个被毒死的结局！

　　《水浒》篇末一首《哀挽诗》，正是宋江等人轰轰烈烈一生，而又悲悲惨惨死去的真实写照。

　　（三）

　　《水浒》作者施耐庵，对淳安地方的方言口语土话非常熟悉，特别是淳安人用来骂人的粗话脏话，在《水浒》中运用甚多。如淳西、淳北一带农村，至今还常挂在嘴上那句骂人的话中的“鸟” 字。这个字是多音字，用来骂人时要念“diao”， 同“�” 字同音同义，即男人生殖器；用在名词上读“niao”， 如天上飞的鸟。这个用来骂人的淳安土话，在《水浒》书中，几乎�回都出现。特别是鲁智深和李逵两人，只要开口说话，几乎不离一个“鸟”字。如第六回，鲁智深在赤松林遇见史纹龙，智深道：“俺猜这个撮鸟是个剪径的强人，正在此间，那厮却不是鸟晦气，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却煞小厮衣裳当酒吃，提了禅杖，径抢到松林边，喝一声“兀那林子里的撮鸟，快出来？”这句话里一连串用了四个“鸟”字。

　　又如第二十七回，武松装着被蒙汗药药死，倒在地上，两个店小二拉不动武松身体，孙二娘便亲自来拖武松身体，说：“你这两个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全没些用，直要老娘亲自动手。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此处也连着用上两个骂人的“鸟”字。又如第九十七回，李逵骂乔道清的一段话，短短二十七个字，却用了三个“鸟”字：“俺听得说，那贼鸟道在百谷岭，等俺去砍那撮鸟一百斧，出那口鸟气”。此外，还有“鸟婆娘”、“鸟贩汉”、“鸟事”、“鸟术”、“鸟屁”、“鸟嘴”等等，不绝如篇。

　　淳安人称那些道德败坏、无赖、地痞、流浪为“泼皮”。在《水浒》一书中，也经常被用上。如第七回说那些经常到菜园里偷菜的人都是一些“赌不成才，破落泼皮。”又如第二十六回“且说西门庆和那婆娘终朝取乐，恣意歌欢……这条街上远近人家，无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惧怕西门庆那厮是个刁徒泼皮，谁肯来多管？”

　　“点拨”，这个词是中性词，也含有贬义之意，即从中挑拨之意。在淳安农村里，人们之间交谈中往往能听到“从中点拨”这句话，在《水浒》中也常有出现。如第二十六回，王进对九纹龙史进的父亲说：‘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后来，史进打这十八般武艺，从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

　　淳安因有千岛湖的美轮美奂，每到周末，县城所有饭店宾馆都住满了游客。在街上行走，常常能听到当地人说：今夜城里所有的宾馆饭店，都歇满了游客。这“歇”字，就是住宿的意思。在《水浒》中，也经常有句话，如第七十四回，燕青到山东泰安赶庙会，突然遇见了李逵，两人一道寻找客店安歇，书中有一段街景描写。“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

　　且看鲁智深夜宿桃花村，同庄客的一段对话，庄客说：“我庄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乱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庄客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么紧？怎地便是讨死？”

　　淳安人对付一时不听话的孩子，往往用五个手指紧缩起来，磕打孩子的头，叫做“磕栗暴子”，或叫“凿栗暴子”。在《水浒》一书中，有老婆娘磕打孩子郓哥的场景。如第二十五回：“那婆子揪住郓哥，凿上两个栗暴子。郓哥道：“做甚么便打我!”这婆子一头叉，一头大栗暴子凿，直打出街上去。”

　　淳安人帮别人一点小忙，做了一点好事，对方常常送点小礼物，一表感谢，而做好事者往往回答说：“不消得感谢！”这“不消”感谢，在《水浒》中也常出现，如第二十六回，就有“不消都头作谢！”

　　淳安人手里拿着东西，或提着物件，叫做“拎”。这个“拎”字在《水浒》中也时有出现。如第七回，菜园外那些泼皮听说新来了一个管菜园的和尚。这些泼皮就在一起商量说：趁他新来，寻一场闹，诱他去粪窖边，只做参贺他，双手拎住脚，扌颠那厮下粪窖去。除“拎”以外，还有“扌颠”字，也是淳安口头话语。

　　《水浒》第二十七回，武松在十字坡与酒店老板娘母夜叉一段对话，充满着淳安农村的泥土气味。

　　武松问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那妇人道：“我的丈夫出去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时，您独自一个须冷落。”那妇人笑着寻思道：“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这一连串的“做客”、“作死”、“戏弄”，都是活生生的淳安口头语。读了，让淳安人享受了又闻乡音的快乐，倍感亲切。

　　淳安对一个吊儿郎当、道德行为不太好的人，或有的小孩有点调皮、淘气，就说这个人是“不长进的”。这“不长进”一词，在《水浒》中时有出现。第七十回，李逵在寿张县乔装坐衙，与两个装做原告和被告的人一段有趣的对话，就用上了淳安土话“不长进”这个词。

　　李逵问道：“那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那个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骂了我，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了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在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里，写着：武松提起刀来，望那妇人脸上便扌闭两扌闭。那妇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饶我！”这个“扌闭两扌闭”的“扌闭”字，连淳安当地人也难得用上的土话口语，也被施耐庵在《水浒》一书中用上了，真叫人惊奇、叹服。

　　历史悠久而古老的淳安县，在今县城东北角的郊区左口乡（原桥西镇境内）至今还沿用某些古老的语言，如“卿”这个字。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君对臣的称呼；二是夫妻或好朋友之间表示亲爱的称呼，淳安左口乡人却把这个字普通化了，即作为第二人称来使用。如遇到熟人往往问一声：“卿早饭吃吗？卿今天干什么？”，这个“卿”字此处作第二人称“您”或“你”来使用。甚是奇怪的事，这个“卿”字只是淳安县一个乡镇地方的用语，却在《水浒》一书中，也反复地出现。可见《水浒》的作者，对淳安的语言熟到了一个何等惊人的程度。

　　《水浒》第七十回，第一百回，都反复出现诸如“卿言甚当”、“赦卿无罪”、“卿等努力”、“卿等英雄忠义”、“卿等勿辞劳苦”等等。上述引号中的“卿”这个字，既含有皇上对臣子的称呼，也带有对普通老百姓之间情熟的普通第二人称之称谓。

　　总之，在《水浒》一书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淳安口语、土话和俗语，除上述的精彩例子外，还有淳安人在日常生活常挂在嘴的：“瞒、掴、躲、颠；哄动、讨饶、偏不、吃酒；不三不四、寸步不离、东借西撮。远亲不如近邻。冤仇可解不可结。不怕官，只怕管。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等。如果施耐庵不是淳安人，或淳安附近人，对淳安的土言口语能如此娴熟吗？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方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