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国营红星机械厂所在地新貌

国营红星机械厂厂区大门

国营红星机械厂建厂初期的办公大楼

厂区内的职工集体宿舍

红星机械厂自制的“毛主席像章”

　　时光流逝，往事如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虽已过去几十年, 但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都将记入史册。当年的情景，在许多三线建设者的眼前时常浮现。她们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在努力完成许多宏大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了三线精神。在三线建设中，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大军，自觉服从大局、保证大局，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有困难共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把青春和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了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同时，地处一、二线的省份，也各自建有一批“小三线军工企业”。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原淳安国营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统计员吕学章的故事。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三线建设者

　　1968年3月，我从上海警备区6398部队退伍后，回到了家乡海宁。记得7月的一天，公社人武部长对我说：“军工厂要招收退伍军人，我们公社有2个名额，你愿不愿意去？”我问他军工厂在哪里？部长说：这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在本省的三线厂。一听到去“三线”，我便高兴极了，因为在六十年代，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能参加三线建设，为国防建设服务，是无比光荣与自豪的事，所以我就当即答应了。

　　当祖母得知我又要到外地工作时，便老泪纵横，舍不得让我再次远离家乡。因为我幼年丧母，一直靠祖母把我抚养成人。当时祖母已年老体残，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可我又不愿意放弃参加三线建设，处于“亲情”与“服从祖国需要”的进退两难之中，我便在家乡的农村定了亲，指望祖母以后的生活有个依靠，同时也能报答养育之恩，更重要的是我也能顺利地去参加三线建设。

　　7月25日那天，我们海宁被挑选去三线工作的30名退伍军人，满怀激情来到县人武部报到。晚上，县人武部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次日下午，像欢送新兵那样敲锣打鼓，高举横幅、彩旗，热烈欢送我们光荣参加三线建设。

我进三线后更了解了它的保密性

　　去三线的前夕，我在迁户口、转组织关系的过程中，因三线的保密性，所以在相关的证件上都不能写地名。当时也不知道三线的红星机械厂到底在哪里。当我们来到桂柱石的一个山岙，安排好住宿后，才知道这就是国营红星机械厂的所在地。从此，我也成了一名不穿军装的三线战士，开始了三线建设的职业生涯。进厂以后，才知道红星机械厂的前身就是“浙西第一化工厂”。整个厂分为四个区，一区、二区、三区建在百亩畈；四区的规模最大，是建在桂柱石。当时的通信邮箱是杭州507信箱。在“文革”期间，曾采用过军事化建制，车间便称为“连”。1966年时，在四区创办了“浙西第一半工半读机械技术学校”，招收了萧山、余姚及淳安本地的一些学生，是专为红星机械厂培养技术工人的。

　　红星机械厂在筹建期间，就从东北齐齐哈尔、吉林等地的老军工企业调来了一大批企业管理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并且还从本省的衢州化工厂调来部分人员。直到1967年技校停办后，学生便都安排在车间当工人。1968年7月，又从杭嘉湖地区招收了一大批退伍军人。1970年，还从杭州招来一批女学徒。之后又从台州、绍兴等地招收了一批退伍军人。所以厂里的职工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仅红星厂四区，就有职工、家属一千多人。

　　大约在1970年前，红星机械厂分为二个厂。原在百亩畈的一区、二区、三区，划归国营红卫机械厂，即国营9364厂，通信邮箱都是杭州507信箱。当时在桂柱石的四区，仍属国营红星机械厂，即国营996厂，通信邮箱却更改为杭州508信箱。那时的大三线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辖。而我们属于小三线企业，则由所在的省管辖，主管部门是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

　　为了保密，当时设在三线厂内的邮局，与一般的邮局不同。一般的邮局，只有同一地名的邮戳。而三线厂内的邮局，则有两枚不同地名的邮戳：一枚为“浙江杭州108所”，另一枚为“浙江淳安横沿所”。凡写杭州508信箱的邮件，邮局都要加盖“浙江杭州108所”的邮戳。其余的邮件，邮局则加盖“浙江淳安横沿所”的邮戳。职工写信都要用邮政信箱的，不许写真实的所在地址，这也是有规定的。

　　因为三线厂是保密单位，所以也称作“保密厂”。凡进保密厂的职工，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进厂后还要进行保密教育。厂里的职工是不许随便到其他生产车间去看的，要做到“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工厂在那里？厂里有多少人？生产什么产品？等等都是属于保密的，并且都不许对外传说。当时，厂里生产的产品，都是用代号的，如482产品、985产品、520产品。每个产品的零、部件，也是有代码的，如2#件、17#件等。在厂区大门口，也不挂“国营红星机械厂”的招牌，各个车间也是没有标识的，所以，外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啥单位。另外，厂内的各科室、车间、班组使用的电话，都要经过厂里的内部总机转接才行。

我对红星厂的环境记忆犹新

　　当时，我从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到浙西的深山老林，一切都感到特别新鲜。那时，国营红星机械厂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并且也正式投入生产，但基本建设一直还在不断进行着。

　　红星厂的生产区，在桂柱石的一个大山岙里面，确实很隐蔽。据说是省国防工办主任郭德林等人坐着飞机而选的厂址，就因在山岙以外的简易公路边，也看不到山岙里面是否有工厂。当时，人们能望见山岙外右侧山脚边，有一个家属宿舍与农房相连的村庄，这村就叫“桂柱石”村。沿大山岙里的“一路、一渠”一直向前走，纵深有几里远。一直走到山岙的最尽头，再沿山间小道上山，翻山过去就到一个叫“龙源”的村庄。后来在厂内的山坡上还围了铁丝网，此路就不通了。厂区的大门以内，在大山岙的左右两侧，还有许多个小的山岙。从左侧第一个山岙进去，还有几个小山岙，那里是原技校宿舍、驻军营房、危险品仓库等。危险品仓库设在一个单独的小山岙里，当时有一个连的驻军在值勤守卫。驻军营房旁边，也有一条山间小道，翻过山头就是一个叫“横沿”的村庄。在厂区大门内的右侧，走过小溪（水渠）上的第一座小桥，边上就是1969年新建的厂部办公大楼及一个新的职工食堂。从厂大门进去约二百米，左侧的山腰上还有一座已废弃的石灰窑，上面有几间旧农舍，里面住着当地的一位老人，这是厂内唯一未拆除的农房。厂内有运输队、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四车间、机修车间、试验车间（试验场）、电工班、锅炉房、理化室、电话总机房、邮局、驻军营房、仓库、食堂、职工集体宿舍、办公大楼、广播室等。运输队主要负责运输厂里的设备、原材料及产品，还为职工食堂运送蔬菜。当时只有一辆钱塘江牌卡车、几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厂区的建筑物，都是依山或劈山而建。大山岙口至厂区大门外左侧，是职工医院、理发室、集体宿舍等。大山岙口外的右侧山坡边，是家属宿舍、职工子弟学校及桂柱石的农民住房。这里只有一家商店，专门销售日常用品。当时，职工家属做饭都是烧柴火的，附近的农民还将山上砍来的柴，以每百斤1元的价格卖给工人。

　　在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许多商品都要凭票、凭证供应。在厂周边的商店里，有防滑雨靴、华达呢布料等商品，而在我们家乡是难以买到的，所以我也帮亲朋代购一些在当地买不到的商品。回家探亲时，甚至还会带点猪肉、花生、板栗、黄花菜等土特产。

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学到了技术

　　进厂后，我被分配在四区二车间四班做冲压工。后来因包装盒不生产了，所以四班被撤销，人员分到其他班组。当时领导要分派我去检验班，因检验班全是女同志，定粮只有27斤。而我的饭量大，根本不够吃，所以我要求去干定粮有45斤的酸洗、电镀工作。后来车间领导又安排我到三班去做铣口、冲压工。

　　当时的红星机械厂是生产482产品、985产品，也就是82迫击炮炮弹上的“引信”、“底火”。在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还生产过520产品，即手雷。二车间是生产上述产品的零、部件。我在部队时曾当过82迫击炮二炮手，真没想到三年后我还亲手去做82迫击炮弹的配件。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任务并不重，但只要有生产任务下来，我们就像军人那样立即行动，一切听从指挥，齐心协力、团结协作，加班、加点甚至开夜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军品生产任务。

　　我当兵前曾是农村会计，在部队还当过文书，所以厂里的老乡们戏称我为“秀才”。记得1970年初，厂里要抽调人员去淳安县工宣队，我有幸被派到淳安县唐村区卫生院当工宣队员，1970年10月返回厂里上班。约在1971年底，车间根据我的特长，调我到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主要是负责考勤统计、工资核算（编造工资表）、生产（产品）统计等工作。

　　因为当时统计工作不是很忙，所以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向老师傅学习车工技术。当时，车间里有台C620车床，应瑞兴师傅只教了我两小时，就让我单独操作了。为了学好车工技术，我还从外地购来《机械切削加工手册》、《车工》等书籍，边学边干。那个时候因技术书籍很稀缺，所以买来的新书很舍不得用，唯恐边操作边翻书要弄脏书籍。为此，我就把书上那些与车工切削有关的技术标准、余量、加工方法，用描图纸把它绘画抄录下来，然后整理成《车削加工参考资料》，再通过晒图成册，便于实际操作时翻阅。当时我们厂里绝大多数的退伍军人、技校学生都是年轻的职工，他们拿的都是二级工工资，每月只有36.50元，加粮价补贴3元，也才39.50元。那些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师傅，工资也只在五十多元至七十多元。全厂工资最高的人也只有88元。我们这些年轻职工，每月除去本人的生活费用后，已所剩无几，所以生活上都很朴素。不论上班、下班，甚至出差或回家探亲，穿的基本上都是厂里发的、印有“★红星”红色标记的工作服。

　　后来，厂里曾几次想调我去科室工作，而我却一直不愿去。一是因为科室的定粮只有27斤，不能满足我的饭量；二是我已爱上了统计、车工的工作，不想放弃已熟练的工作。但只要生产计划科、劳动工资科、财务科的人找我帮忙，只要我有空，都乐意去帮他们的。

我为尽孝选择了回家乡奋斗

　　红星厂地处浙西山区，在新安江水库的西南隅，而我家却在沿海地区的海宁，那时要回趟家实在不方便。因火车、汽车的班次很少，所以有时为坐火车等了一天都挤不上的可能也有，每次坐火车到海宁都已夜晚，为节省住宿费，我总是摸黑走十几里的小道回家。

　　为了省点车费，凡有厂车去杭州，我就去搭乘便车。但因搭车的人太多，有几次都是躲在货车的露天车厢里，任其日晒雨淋。因那时的公路全是坑坑洼洼的沙石路，所以一天颠簸下来人都会变成“白发老人”，满身都是灰尘污垢。

　　在红星厂工作几年以后，家庭的困难日益突出，老的年迈，小的体弱多病，而我却因离家太远，无法照顾家中的一切。面对经济压力越来越重和两地分居的特殊性，再加上厂里无法解决农村家属的问题，当时唯一的办法只能选择工作调动，到离家近点的地方去工作，这样对家庭也有个照应。可美好的愿望总是不随人愿，当时要调离三线并非容易，一是厂里需要人员，招工又困难。二是要求调动的职工真的很多，厂里根本不肯松口。三是地方企业不敢挖三线的墙脚，不敢轻易接收三线人员。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对调”。因为“对调”能使双方单位都不减少人员，既不影响双方单位的生产、工作，又能有效地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于是，我在铁路武康工务段彭公工区找到一位淳安籍的巡道工程法堂同志，因我们双方都是家在农村，都有实际困难，所以一拍即合。1975年初，双方单位都同意了我们的对调要求。记得在调动前，厂里的政工科长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以干部身份调动还是以职工身份调动。”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仍心有余悸，所以对领导说：以职工身份调动为好。当时，厂党委书记孙炳同志曾叹惜说；“吕学章，您是个好同志，我内心真是舍不得放你啊！”

　　我调回海宁后，对家里也多了一份照顾，所以祖母也活到了88岁，我这个孙子总算尽了一份孝心，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的“军转民”，国营红星机械厂整体搬迁至嘉兴，厂名也更改为浙江钟厂。1992年，浙江钟厂又与菲利普公司合并。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曾有着光荣历史的国营红星机械厂，也就随之消失了。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星精神将永不消失。

我很荣幸能以特殊身份赴京观光

　　1975年2月，我来到铁路武康工务段报到，因我有技术特长，所以把我分配在段工厂当车工，当时在红星厂学的技术还真能派上用场。1976年底，组织上又把我对调到海宁邮电局。在邮电局，我做过仓管员、投递员、机线员、邮政营业员、邮电所长、支部书记、审计、会计等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1997年邮电分营，我被分到浙江移动海宁分公司任财务主管。当时我已53岁，还自学了会计电算化，并出色做好了各项财务工作，所以受到省公司领导的好评。2000年的国庆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要组织2000人的“全国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职工代表进京观光团”赴京观光。没想到我也能成为浙江移动通信的代表之一进京观光，感到十分的荣幸。

　　我能在军工、铁路、邮电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这完全也得益于在红星机械厂的艰苦磨炼及“红星（心）精神”的熏陶。我自20岁从军到31岁调离三线，这11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也感到无怨无悔！虽然谈不上什么贡献，但也忠诚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及神圣的职责。

　　如今，我已退休在家，虽已两鬓斑白、不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了，但一想起在红星机械厂的那段日子，回想起在红星机械厂跌宕起伏的“三线建设”人生，仿佛又让我回到了40多年前的山区生活。那场始于1964年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三线建设，让无数的年轻人和无数个家庭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虽然他们有的为三线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为三线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但他们都是无怨无悔。如今的“三线遗址”，就是三线人的“家”。三线人对这个“家”有着回味无穷的记忆，那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当年的“红星（心）”精神和三线人的革命风采都在三线建设者的人生轨迹上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方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