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大会堂紧挨我家的老房子，之间只隔着窄窄的一条小弄堂，也就“滴水”之距，雨天走过，若不打伞，大会堂瓦檐滴下的雨水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脖子里。

　　那时候我还小，像只落单的小孤雁。父亲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母亲在村里每天出工挣工分，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得上学，我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两三岁前，母亲每次上山下地干活都背上我，到地方先挖个土坑，把我扔里面自己玩耍，然后再去忙活。每次等她干完活，我身上常常被小虫叮咬得起红疱，有次不知道被什么毒虫咬到，大腿又红又肿，母亲心疼了好几天。再大点，我成了家里忠实的“看门狗”，每天骑在门槛上，困了倚门打个盹，安安静静的，绝不乱跑。村里人经过大会堂，见了我都会啧啧称赞一句：“嗯噶囡妮算里乖噶！”（威坪方言：这个姑娘好乖的！）

　　我知道我是宁愿这样当“看门狗”，也不愿被锁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曾经恐惧无助的体验一次就足够了。那天早上我醒来晚了，家人出工的出工，上学的上学，等我爬起来开房门时发现被反锁了，屋里没有一点动静，屋外也听不到一点声响。孤单、害怕、委屈、无助、无望……一个孩童所能感受到的不良情绪全都交织在了一起，从低泣到号啕，最后绝望地在地上打滚……猛然间瞥见床底下一只大老鼠正用贼亮的眼睛盯着我，于是哭声嘎然而止，我以最敏捷的动作翻身而起，然后跳上那张老式的雕花木床，几下扯动就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个严严实实，大气不敢出……从此，我再也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每天只坐在门槛上，一歪头就能望见大会堂，除了偶有村民走过，麻雀们总会在大会堂的房顶上叽叽叽喳喳开会……有了那样的热闹，我才不会害怕。最期待的是大会堂里开会，村民都不用出工，母亲也会带上我，会场上热闹的场景对平日里有点落寞的我无疑是一种慰藉。也只有此时，我才能感受到母亲在身边的温暖和少有的安全感。

　　母亲在世时曾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那时生产队在大会堂里开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会前须有人上台唱支歌或来段戏，以活跃会场气氛。那次不知为啥，有人忽然叫“芝女的囡妮（女儿）唱一个！”我相信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话的真理，据说我很勇敢地上台唱了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经典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而且唱得特别卖力，以致走下台来小脸还是红彤彤的。那时也就三四岁吧，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我能唱明白铁梅那段唱词吗？不过我明白，母亲因为大家的夸赞而脸上有光。

　　还有一次也在大会堂开会，会还没结束，隔壁邻居急匆匆地跑进会场找母亲，神色慌张地说：“不好了，你儿子出事体了。”母亲一抬屁股就往会堂外跑，也不管我是否跟在身后。等我寻声找到出事现场――我家的厨房，只见地上一片狼藉，菜橱倒在地上，碗碟打碎不少。“肚里饥了过来喊声我啊，我不就在大会堂开会吗？”母亲边数落我哥，边拿毛巾摁住他流血的眉角。原来我哥上山砍柴回来，肚子饿得不行，看母亲不在，就自己进厨房找吃的，因为个子矮，不小心弄翻了菜橱……像是为了一个纪念，我哥眉骨边那道疤痕一直跟随他到成年。

　　大概四五岁时，我进了村幼儿班。幼儿班就办在大会堂里，进大门，左右各有一间厢房，那就是幼儿班的教室。第一次认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字，就是幼儿班老师书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我们憋足劲跟着老师哇哇朗读，似乎在比拼谁的嗓门大。大会堂前的晒坦成了我们游戏、做操的操场，我们还在上面晒过蓖麻籽，卖给供销社作为勤工俭学之用。我的同桌是个比较顽皮而邋遢的“假小子”，我曾在课堂上被她欺负过，记得她被老师罚站在黑板前，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后来听说她是个傻子……可能也就是上幼儿班一两年之后，我们搬家了，离开老房子，离开大会堂，离开村庄，坐车、坐船，再坐车、再坐船，远远地走出淳安，走出浙江。

　　多年后，当一家人重回淳安，到老家一瞧，不但老房子还在，大会堂也还在……刹那间，一种远离故土之后重见亲人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原来我们的缘分未尽，故乡依然与我血脉相连。唯一遗憾的是，老大会堂已经闲置在那里，没人关心它的落寞与衰老。三十年过去，已经颓败的它依然闲置在那里，只是被村里人视作唯一让老辈人有点念想的“老古董”。去年正月里我又回了趟老家，发现老大会堂正大兴土木，说是搞文化大礼堂建设。大会堂的大门外已改头换面，被装饰得雕梁画栋的，还挂上了大牌匾，上书“叶家宗祠”，大会堂主体部分也正在改建。刚当上村长的堂兄弟说，老大会堂以后又要热闹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变样了？今年过年说啥也要回去看看。  （叶青）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