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安自古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称为“文献名邦”。建县1800年庆祝活动以来，我县人文研究日益加强，在人物和科举名录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章百成先生编撰出版了《淳安进士》，依据朱保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将明崇祯年间的举人吴志舜、岁贡王国材以及云南唐绩光三人，列为“明朝特赐进士三名”。

　　新版《淳安县志》之科举名录采用了新的研究“成果”，将云南唐绩光收录到淳安籍进士表中，将吴志舜、王国材收录到原遂安籍特奏（特赐）进士表中。其中表述为：唐绩光，明崇祯十五年特榜进士，户籍云南晋宁州，乡贯浙江淳安（见《碑录》上卷第65页，前志遗录）。吴志舜，明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庚辰特用钦授分州知州。王国材，明崇祯十五年赐进士出身，特用授镇江知县。

　　吴志舜、王国材在民国《遂安县志》中有记载。吴志舜，五都人，明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王国材，九都人，崇祯间岁贡。又文科进士表中载有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吴志舜，庚辰特用，钦授�州知州，凿山导泉，民受其利。王国材，特用镇安知县。

　　唐绩光在原淳安旧志中一直未有记载。

　　这里仅就新旧县志对照来看，就感觉新志编辑有些混乱和错讹严重。

　　首先，吴志舜、唐绩光、王国材三者都见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按照逻辑，要么都列入进士名录，要么都列入特奏名录。新志中竟然淳安列进士，遂安列特奏，逻辑上就不一致。民国《遂安县志》将吴、王两人列入进士名录。从新志看，编者应该已经发现民国县志存在的错误。因民国县志特别指出是特赐进士出身，而且都指出是特用。这与科举考试录用进士不同，编者将吴、王两人放到特奏类进士。思路上方向上有所突破和进步。但修正不彻底，而且又产生了新的错误。吴志舜表述为特赐进士出身，王国材表述为赐进士出身，混淆了特赐与科举考试赐进士第的区别。

　　其次，吴、王两者的特用地名又搞错了。吴志舜是钦授�州知州，新志弄成了“分州“。王国材是特用镇安知县，新志弄成了”镇江“。

　　问题还不止于此。

　　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虽然书名为进士题名碑录，但具体到上述三人有关的题名碑，名称为“明崇祯十五年题名碑录（壬午科）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吴志舜，浙江严州府遂安县民籍；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晋宁州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王国材，浙江严州府遂安县民籍。由此可见，名录只是提及为“赐特用出身”，并不是赐特用进士出身。

　　再深入考证，实际上史学界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已有多位专家进行考实，指出“明崇祯十五年题名碑录（壬午科）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的错误及各地方志引用错误。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碑刻全文。“赐特用”题名碑，包含两部分：碑身上端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撰写的“赐特用题名记”碑文，碑身下半部分为“赐特用出身二百六十三名　史�……”等263人的姓名籍贯，碑末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立石，工部营缮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王灏监镌”。

　　根据周延儒“赐特用题名记”，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赐魏藻德等二百九十六名及第出身。又拔下第举人史�等163人廷试贡生吴康等100人俱留特用，授主事、知州、推官、知县有差。而且说明“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从碑刻上端“题名记”可以看出，是崇祯十三年庚辰廷试录取296名进士之后，皇帝开恩破格使用（赐特用）举人和贡生共263人，这些人虽然录用为官，但身份（学历）未变，仍为举人、贡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索引》只收录了碑刻题名部分，未收录题记部分，而且把赐特用举人、贡生列入进士，把立碑时间作为赐特用时间，与崇祯十五年壬午科进士并列，造成了广泛持久的误导，很多地方旧志都把赐特用举人、贡生列入本地进士名录。

　　民国《遂安县志》在介绍吴志舜时，曾点出为“庚辰（崇祯十三年）特用”，这与题名记是一致的。但又将两人列入崇祯十五年特赐进士出身，这也是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影响，导致表述矛盾和错误。

　　所以，从史实来看，吴志舜、唐绩光、王国材三者只是举人、贡生，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进士，新县志补录、调整都不妥当。吴志舜、王国材两者只要在举人、岁贡中注明崇祯十三年庚辰赐特用即可。

　　关于唐绩光，笔者认为还是不列入淳安县志为好。题名录注明“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晋宁州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根据题名录标注规律，前为人物所在地，后为人物籍贯，按现在的理解或说法，应为：唐绩光，云南云南府（昆明）晋宁州人，祖籍浙江严州府淳安县。根据云南及昆明的科举家族研究及明末清初画家担当（唐泰）生平介绍，晋宁唐氏源于淳安，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因戍边而落籍晋宁。唐绩光特用于明崇祯十三年，已是明朝末期，作为晋宁唐氏不知为几代后裔，其出生、科举、特用都不在淳安，旧志编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没将唐绩光列入县志都是对的。新志因其“乡贯淳安”列入“进士“名录，外延太过宽泛了。(余利归)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方志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