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淳安，有一大批南下干部。他们大多来自山东、河北等北方省市，有的曾是军人，有的曾是地方干部。他们因为工作需要南下，后来又因为形势需要留在了淳安。现在，这些南下干部都已在暮年，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精神矍铄。

　　吕进贤，是我县众多南下干部的其中之一。前不久，记者上门采访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听他讲述了一段充满硝烟味的战争故事。

从读书郎到新兵蛋子

　　一次次在梦里醒来，耳边似乎依旧响彻着隆隆的炮火声。

　　夜色沉沉，室外树木的叶子将街灯的投影剪碎，印在薄薄的窗帘上，随风摇曳不停，我在小屋里来回踱步，思绪就像这团碎影，若聚还散。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难忘那段硝烟迷漫的岁月啊……

　　我叫吕进贤，出生于1931年，老家在山东潍坊市昌邑县吕家庄。小时候，山东是战乱地区。记得十三岁那年，日本兵、国民党部队、八路军是车轱辘般在吕家庄出现，起初日本兵来了害怕，见多了，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我的父母亲迫于生计，带着弟妹四人在外地做小本生意。我是长子，跟爷爷奶奶在吕家庄守着几亩薄地。上半年跟着爷爷奶奶到地里干农活，等下半年地里的庄稼收回来，我就去学校读书。每年如此。那时，老师给我们每个孩子都准备一个系在腰里的袋子，小鬼子来了，大家就把书放进袋里，跟着老师跑，一直跑到感觉安全的树林里，学生随地坐下，老师又接着上课。这样的学习生涯，一直延续到17岁参军为止。

　　1947年，我正好17岁。吕家庄有十多个后生和周边庄里的十多个后生串通一起，想去参军。因为临近过年，有几人提出过完年再去。我怕夜长梦多，坚持马上参军。就这样，除了几个非过完年的，我们三十来人，悄悄去八路军新兵报到处报名。新兵入伍在区中队待了几个月后，就转为八路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第十三纵队的战士。1948年改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三十一军。

　　我的第一场实战是小李家庄。新兵上战场说不害怕是骗人的。记得部队奉命开战是大白天，躲在掩体内，只听子弹“嗦嗦”地在头顶飞，吓得气都喘不均，更别说抬头。人有时候很怪，心里害怕，可一旦看到身边的战友倒下了，充塞胸腔的只有愤怒和仇恨，加上身边老兵的沉着和勇敢，会变得不知什么叫害怕。第一次上战场部队就大获全胜，共吃掉国民党一个团。

　　我的第二场实战是潍坊战役，这次是夜战。本以为有小李家庄那一战，有应战经验了，哪知到战场才明白，白天同晚上是完全不一样。没上过夜战的人不知道，晚上敌人的机枪子弹带着光，铺天盖地向阵地泄过来，又从身边飞过，可电光不走，它会绕着人体转。哎哟！刚开始可把我吓得够呛。听到子弹“瞿、瞿”在头顶上飞，吓着赶紧爬进战壕中，听到“噗、噗”的子弹声反倒挺起身。那次要不是一旁的老兵把我摁得快，可能也见马克思了。老兵告诉我，子弹“瞿、瞿”响证明离我远，一般没有危险，而“噗、噗”响的要赶紧趴下，这是子弹在身边，很危险。就这样，从天黑打到天亮，等部队接到命令，撤出战场时，我也适应了夜战。

参加兖州战役

　　1948年夏天，兖州战役拉开序幕。

　　开战前，部队正好发军饷，碰巧又是西瓜、甜瓜上市的时候。战士心里都清楚，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下一仗自己会不会死，谁都没底。我们尖刀连有几位战士怕死后军饷没用掉，就把刚发下的军饷全给瓜农，几个人在瓜地里吃足了瓜，带着满足上战场。然而，战争结束后，那几个人偏都没死，钱却没了。连指导员得知情况后，气得骂娘，说战争要死人不错，但我们上战场不是为了去送命！现在瞪眼了吧？

　　7月12日18时，部队向兖州发起总攻。我们一个尖刀连有机枪排、炮兵排、步兵排加连部，共四个排，我是炮兵。那时天刚下过雨，战壕里有积水，我穿的恰好是猪皮鞋底的布鞋。那猪皮见水后特滑，进入战壕没跑几步，鞋底和鞋面就调换了地方，跑起来挺别扭，于是我就干脆扔掉鞋子，忍着疼痛，赤脚狂跑。

　　战壕到护城河有一段路。我背着掷弹筒刚冲到拐角处，一梭子弹在耳畔响起，等躲过子弹，转过拐角见同班的小遂倒在地上。我上去摸了下，告诉班长小遂可能死了，将他拖在边上，仍往前冲。战争刚打响，国民党护城部队就开闸放水，结果我们尖刀连已冲进护城河的战士，全让滚滚流水给冲走了。

　　七八米宽的护城河，约有一米七深，我冲到护城河边，因天黑路滑，一脚滑进了护城河里。落水后，我竭力站起来，奈何水太深，我的头根本露不出水面，再加身上背着炮弹、手榴弹等装备，水性再好也恐难生还。幸好，落水前我恰好看见护城河里有尖刀连的张大佬，心想：要是能摸到他，我就得救了。张大佬是我们尖刀连出名的高个子，估计身高有一米八高。而我当时18岁，身高只有一米六高。也许是运气，我在水里摸索时，还真让我摸到一双大腿，我像爬树一样，顺着他的身子往上爬，爬到他的肩部，头才露出水面。这个时候，张大佬也认出了我。他说：“小吕是你呀！你用力拽紧我的脖子，我凫你过去。”我一听求之不得，就这样过了护城河。

　　战场上很惨烈，整整打了一夜一天。说心里话，战场上命贱不如草，就像电视上的战争场面一样，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到13日傍晚兖州解放，部队撤下时，我们尖刀连只剩二十来人，其中还包括受伤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多。

我成了“天气预报员”

　　兖州战役结束才2个月，我所在的部队马上就参与到了济南战役中去。

　　这是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坚战。在战役没有打响前，部队经过认真仔细地部署后，决定从两侧攻城。兄弟团从左翼进攻，我所在部队从右翼进攻。

　　战斗打响后，我们尖刀连先占领前方的商铺，商铺到城墙这段距离是赤裸在敌人的枪口下，硬冲不仅伤亡大，对攻城也不利。由于商铺离城墙不远，为确保攻城顺利成功，尖刀连从商铺这边直接挖地道到城墙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炸药放进城墙里，炸开一个缺口，部队以雷霆之势跟进，把冲上来的敌人压下去。在城墙上，敌我双方就这样面对面短距离拼杀，边打边往前冲。忽然，我感觉腿部麻了一下，可是来不及细想，依旧跟着大家往前冲。

　　谁也没注意前方拐弯有个据点，一阵火舌吐出来，身边的战士全倒下了，我因腿部受伤，比其他战士慢了一点，我前面的战士在倒下时，将我向后用力一推，我身子一偏没站稳就倒下了。等我快速坐起来时，后头部队已经冲上来，见我已负伤，把我让到边上的掩体里，说先躲一下，等下面没事再下去。直到此时，才感觉到腿部的疼痛，手一抹，全是血。因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那颗子弹不好取，至今还留在我体内。

　　济南战役结束后，才知道这次战斗非常惨烈。从左翼进攻必须经过济南城外的一个大水塘，才能到城墙下。结果左翼进攻的那个团，一个不剩，全部壮烈牺牲。一个团的战士几乎把一个水塘全覆盖了，偶尔露出的部分水面也是红色的。而右翼方面，我们一个尖刀连，只剩了我一人活着。

　　这次负伤后，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每到下雨前，伤口就发痒、发痛。一般来说上午伤口发痒了，下午就绝对要下雨。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能够预测下雨的老兵。“老兵同志，帮忙预测一下，下午要不要下雨！”这样的话，常常在战友之间响起。
难忘的渡江战役

　　1949年4月，百万解放军虎踞长江北岸，渡江战役一触即发。

　　这个时候，国民党依旧对长江天堑抱有一丝期望。为了缓解将士压力，他们频频向我军阵地喊话：长江天险不可突破，共军敢过江，定是赤壁再现时。

　　听了对方的喊话，我们不为所动，心中却暗暗好笑。因为早在渡江前，侦察兵早把对岸国民党炮兵阵地摸个一清二楚。准备渡江时，大炮会先行将敌炮兵阵地摧毁。

　　渡江战役开始了，在摧毁敌人炮兵阵地后，我军上万只木船，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横渡长江。在强大炮兵掩护下，击破了国民党军水上障碍，粉碎了南岸守军抵抗、突破江防。部队分三个梯队渡江。我所在部队是第二梯队。

　　我们过江时，有一艘英国军舰拦在江面上，公然炮击解放军，想阻止我们过江。他们自以为是外国人，我们不敢动手。我部队在对此劝说无效后，改用榴弹同他们说话。几发榴弹发出后，见我们来真的，对方直接夹着尾巴跑了。

　　渡江时，每条小船两头都是装满沙子的麻袋，一则架机枪用，另外也能挡住敌方的子弹，每条小船上约十来人左右。整个渡江场景异常壮观。

　　当我们第二梯队渡过长江，冲上对岸时，第一梯队的战士与敌方已拼上了刺刀。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经过的地方，死尸成堆。轮到我们第二梯队出击时，主要是追逃兵了。

　　渡江后，战士每人发一块毛巾，毛巾上印着：打倒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渡江战役结束后，同淮海战役一样，活着的战士都发了一枚有渡江象征的纪念章。

生死距离只有一厘米

　　渡江之后，攻克上海成为了重中之重。

　　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终于打响。为了减少战火对城市造成破坏，部队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再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我所在部队是攻打高桥。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地形狭窄，工事修得都是钢骨水泥堡，易守难攻，部队也不易展开。

　　我当时是通信兵，奉命通知一线的连长拿下前面的碉堡。正是那个碉堡吐出的串串火舌，吞噬了我部的士兵，也阻断我部的前进。原来负责送这个命令的通信兵牺牲了，我就义无反顾地接替了他。

　　我沿着战壕，弓着腰迅速往前冲去。作为通信兵，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钟拿下敌人碉堡，就可能少死几个战友。这个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战壕离敌八十余米处，居然有近一米多长的战壕没彻底打通。在经过这里时，必须越过一个坡，全身都会暴露在敌人枪口之下。

　　我心想，一定要以极快的速度冲上战壕后又冲下战壕，这样才能在敌没开枪前，回到较为安全的战壕里，才能完成任务。离陡坡越来越近，我也来不及多想，只凭着惯性往前冲。没想到，第一次往上冲时，差一脚没上去，又重新滑了下来。我倒退了几步，觉得脚下踩到了人，一看发现正是前一位通信兵的尸体。我马上将他拖到一边，果断地冲过这一米多的距离。就在我跃入战壕的时候，敌人机枪对准我一个点射。

　　等我把命令传到，回到阵地时，指导员看着我衣服的后襟说：小吕，你小子命大啊！我这才发现衣服后襟上一串子弹孔，距离腰部只有一厘米距离。

　　经过十天，才占领高桥外围的主阵地。

一封家书起风波

　　解放上海之后，我参与了福建山区战役。这一次我军四个师消灭了敌军一个师。

　　福州解放后，部队在当地休整三个月。自参军后，平时忙于战事什么都不想，突然闲下来，想到一直不曾回家，不知家中情况如何，就试着写了封信寄回家。

　　没想到，就在我的信寄到的前十天，村里人说打福州时，吕家庄又死了一个。

　　当年吕家庄附近一同当兵的三十来人，解放济南时就死伤颇多，吕家庄只剩我一个。家人得知这个情况，认定是我死了。妈哭着说：“看不见我的儿子，我也不活了。”

　　三位姑姑得知此事后，哭着过来劝我妈吃点东西，见妈不吃不喝的样子，又哭着回去。三位姑姑就这样，每天哭着来又哭着去。

　　收到我的信后，家里就是没人相信我还活着。奶奶哭着骂：“我孙子死了，还写信来骗我。”我的信被我的同班同学吕玉兰看到了，她认得我的字体，可奶奶还是不信。最后叔叔为了证实我的情况，给我的部队拍电报：若还活着，寄照片。

　　我拿着电报，手不停地发抖，此时才感觉在战争年代，能活着就是奇迹！我不停地抹眼泪，正好被政治处处长看到，他关心地问：“小吕，什么事伤心抹泪。”我把电报给他看。他看后，啥话没说，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照相馆，照片洗出来就往家里寄。

　　照片寄到家，我妈看到照片后直喊：饿！

　　原来，母亲已有半个月没有好好吃饭，现在得知儿子没事了，心头一宽，自然就感觉腹中饥饿了。

　　我的照片在村里和亲戚手里，传了几个小时，直到晚上，才传到家里来。奶奶都已经睡下了，家人让她明天再看，奶奶哪里等得及，颤颤悠悠地赶紧点灯，捧着我的照片细细看过后，确信她的孙子真活着，才安心睡觉。她说：“我是怕别人看错了。”

　　后来，我想想都害怕，如果部队没有休整或者我没写那封信，不定家里还出什么乱子。

海滩惊魂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厦门时，我军两个团各两个营的船队，佯攻鼓浪屿，牵制了敌人。另五个突击团，分乘数百条小船，出其不意，对厦门岛北半部发起进攻。我所在的连部，担任主攻连。

　　当晚后半夜，我们开始进攻厦门岛北部高崎。因不懂潮水的规律，我们主攻连船只离高崎还有一段距离，船只因潮水退下而搁浅，战士们跳入水中就往沙滩上冲。前头部队冲上山，与敌军展开急战，后头部队离山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潮水再次涌了上来，本来在沙滩的战士，立马就被潮水淹到脖子处，情况非常紧急。

　　作为营部通信兵，我执行完任务回来，正赶上后头部队，也遭遇了潮水。正着急，后面有一艘船随潮水来了，因为距离近，而我水性又好，还没等领导喊出：抓出那艘船。我已将船只拽住。一个排的战士相互帮着先后上船，后退的潮水又将船只带回到深海里。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击中了船只，船只左右摇晃并开始漏水，战士们正惊魂未定，一发炮弹正巧又在船边落下时，船顿时翻了底朝天。

　　当时每位战士身上都有四颗手榴弹、一个子弹袋、一支枪支加上一个背包，落水后，身上的重量让许多人迅速下沉，就算空有水性也无奈。在船只左右晃荡不稳时，我早就以最快的速度扔掉身上仅有的枪支、子弹袋，上衣才脱出一只袖子，船就翻了，我就在这顷刻之间，果断地跃入海中，并快速游离到十来米之外。

　　眼看那些战士在水中挣扎几下，就因身负沉甸甸的重量，一个个下沉时，我也只能眼看着无法施救。十几分钟后，水面复归平静。我重新游回到船边，死命抓住船底的锚钉，爬上船休息片刻后，才跳入水中，朝着炮火激战的方向游去。

　　一米、二米，我终于靠近了海岸。没等我的高兴劲过去，就发现更糟的事：靠近海岸部分全是齐腿深的淤泥，手没地方抓，脚也用不出劲。我只能手脚并用，朝着开战的方向爬行。爬呀爬，也不知道爬了多久，等第二天的太阳出来，照在身上暖洋洋时，我也正好爬上岸约二米处，不知是终于脱险了还是受到阳光刺激，身子忽然就失去了知觉。

　　战事间隙，通信班长同营长一起出来察看地形时，班长见不远处的山坡上躺着三个人，其中有个人是仰躺着的，肚皮一起一伏地。班长说，那边还有一个活的。营长说你过去看看。班长跑过来发现了二具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而那位活的就是我。

　　厦门战役结束，我们一个通讯班十来个人，仅剩我和班长俩人。

　　在任何部队，通信兵和卫生员都是伤亡最厉害的兵种。前者作用是传达命令，越是哪里吃紧，越要往那里传达命令。后者是抢救伤员，哪里伤亡越大，越要往哪里冲。

战争已经过去

　　厦门解放之后，到了1950年我调团部当警卫员，后去团部通信连的骑兵班。那时，我们骑兵班，半个班骑马，半个班骑自行车，我是骑自行车。1950年下半年调到三十一军军部任警卫员。直到1952年才由军部转到河南信阳市第五步军学校读书。

　　1955年抗美援朝部队回国，部队指战员伤亡严重，就把军校学生补充进去当指挥员。我分配到杭州三野二十军任排长，后任副连长。1956年回老家休假，还没到一半时间，就催我回部队，当时因国民党要反攻大陆，才把我们紧急招回。

　　1963年，我从部队转业。当时我非常希望转业回到家乡。毕竟离家这么多年了，很是想念家乡和家人。但是组织上说：山东可以安置的岗位已经很少了，浙江正好却少干部，希望我能留下。就这样，我留在了淳安。先在临岐供销社工作，两年之后调动到医药公司，直至1986年离休。

　　回顾多年的军人生涯，特别是回顾1948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心头总是异常感慨。战争是残酷的，而我则用切身经历体会到了“残酷”两字的沉重分量。从1947年参军，到全国解放，身边最初认识的战士一个个牺牲了，几乎不留一个。

　　现在，我已经不再年轻，回想起战争中的一次次生死经历，有悲恸，有庆幸，更有希翼。毕竟，战争已经过去。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方耀